首先要說明，司馬遷把一向被社會忽視的刺客寫入傳記中，一方面表現了他的史學卓識，其實動機也是「以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他在《報任安書》中記述自己身遭李陵之禍，「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自然對一些特別重義氣、守承諾，肯以一己性命報答知遇之恩的人特別崇敬。《刺客列傳》選了五人記述其事蹟和任務概況，下列的圖表可以簡括說明：

作為「知」其人其事，以上圖表固有參考價值。但就人類歷史發展來說，這些事實，不管史家所記述的是詳還是略，也不管箇中糾葛誰勝誰負，在滔滔時間長河中，也沒有甚麼值得特別注視之處。上述五事，行刺（或脅持）的發命者、行刺（或脅持）的對象，除卻齊桓公、秦王還有較被重視的歷史位置以外，其餘各人，都非舉足輕重之人。即以行刺（或脅持）的成敗來說，在歷史長河中也沒有甚麼抗拒潮流之力量。荊軻為自己的行刺策略惋惜（「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很多人也為荊軻刺秦王失敗惋惜（如陶潛詩：「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但即使成功，哪又如何？難道歷史會全面改寫嗎？

但刺客的生平，仍然有值得重視的地方：事件彰顯人類的精神價值，是其一；涉事者名揚後世，是其二。而這兩者，卻有其一定的相關性。

常言道：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沒有甚麼可以否定刺客是不折不扣的「人民」了。他們沒有任何的社會地位，不是有轟烈的事情發生過，也沒有甚麼人會知道歷史曾經存活過這幾位人士。他們義不容辭，奮不顧身，就為完成個人的光榮使命，成功固可喜，失敗也是預計之中。這樣，就能造就可歌可泣的歷史。人類的精神價值，其中一項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Sisyphus）被天神懲罰每天把巨石推上山，到了山上卻讓石頭滾下，周而復始的艱鉅任務，不是要說明人類的無知愚昧，相反要凸顯其抗拒命運安排的勇氣。刺客接受任務，沒有必勝把握，但過程卻最難能，而且所有經過具有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堅強意志，這些都較權傾一時、地位顯貴的被刺者更引人崇敬。

其次自然是名的建立了。不少人把揚名後世作為人生的一個目標，但真有幾人能做到？可這類刺客卻能了。當然他們做驚天動地的勾當的當兒，是沒有把名這空幻的東西放在腦海中的，只是覺得想做、應做就去做，如此而已。但，出乎意外，名聲給保留下來，恆久不滅。

在當朝來說，你說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重要，還是齊桓公、吳王僚、趙襄子、韓相俠累和秦王重要？這些人，後來有些的確成了著名的君主或重臣，但有些卻不能。說當時這類人一律權傾朝野，沒有人會不相信。可是日後怎樣，卻不是這回事了。但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反倒成為被傳誦的對象，歷史可真是公平的。

但傳誦還傳誦，主要是名不虛傳。不虛傳的理由，就正因內中含有人類的精神價值的體現，這些事物特點，已超越一個常人，而成為一種意識，能越過時代的荏苒，一直保存下來。

司馬遷在《刺客列傳》的「太史公曰」中說：「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這幾句話，說出了事物的大道理。最重要是「其義」，其次是「立意」，然後是「不欺」。沒有正義包含其中，沒有清晰的立意，只是欺世盜名的表現。今日一應求名若渴的商賈富豪，能在「立意較然，不欺其志」的話中多參透，或許會了解現在所做的求名勾當，總有那麼一天被證實是完全白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