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史記》中的「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個人對史事的評價，慣常是放在一篇傳記的末端。但這篇《孟子荀卿列傳》的「太史公曰」，卻是放在篇首（《儒林列傳》也是此例），可以看出，司馬遷是如何對當中的意見發出了深沉的慨歎。

利，確是貫串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點，適當地爭取利益、適當地避免利益受損，是人類生命歷程中成敗的關鍵。梁惠王見到孟子，劈頭第一句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梁惠王上》）這本是很自然和坦白的發問。《史記．商君列傳》記「（秦）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原因是衛鞅「說公以帝道」。可是當衛鞅改變策略，「說公以霸道」之時，「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你覺得是孝公還是衛鞅更加坦誠？

但這種好利惡德的習性，施展於人生，卻是支配人類文明和不文明的一條很重要的界線。司馬遷看到梁惠王只言利，「廢書而歎」，就是他在整理人類生活行為的記述的時候，深深體會到利益的爭奪是引發混亂的開端，是過去歷史出現紛爭、仇殺、嫉妒、猜忌諸種禍患的根源。

中國經歷了一段緜長而複雜的遠古史。由於是封建的帝制社會，不同範疇權力的繼承，當中所蘊含的利益爭奪，是這段遠古歷史充滿血腥的總根源。

一個王朝的更替、分裂時期國與國的爭戰，以至官吏將士爭上位的過程，蘊構不同的謀略，而這種謀略卻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中國有史以來，究竟發生過幾多場戰爭，戰死過多少人；一場嫡庶權位的爭奪，究竟牽連了多少條生命；一個人想去奪取某個位置，想出了多少計謀，殘害了多少無辜者；以至明明是不涉於事情的，只要站錯位置，表錯態，這都是構成史實血跡斑斑的主要原因。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有時為了利益，連自己親人，甚至連自己都殘害。比如吳起：「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又比如易牙和豎刀，是齊桓公口中形容為「烹其子以快寡人」和「自宮以近寡人」的人（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張守節正義）。還是管仲看得透：「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同上）可是歷史還不是不斷重複人的利害爭奪嗎？

只要人類之中存在著暴君、奸臣、悍將、妬妃等，注定有一定數量的利益爭逐者要犧牲，分別只在於犧牲的程度是多不幸或多殘忍。

這就是人類啊！當然最殘忍、最陰毒的人未必一定有好下場。例如吳起死後，被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商君建立強大秦國，權傾一時，最終不免車裂之災；阬殺趙兵四十萬人的秦將白起畏罪自殺；秦將王翦三代為名將，卻被判定三世必敗，原因在於「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真正能遠離禍患的人，是在最適當的時候，甚至是在最適宜拿取最大利益的時候放手，保全生命。例如越國的范蠡，在越王句踐平吳以後，看透了可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的人君，最終是會「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因而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毅然引退，甚至有多遠走多遠，只做一個「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十一之利」的遠離政治的人物。（事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又例如張良，在「運籌筴帷帳中，決勝千里外」，替漢朝定江山以後，急流勇退，因為他知道「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當然更知道劉邦的為人陰險毒辣，因而「願弃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引文見《史記．留侯世家》）

司馬遷對孔子和孟子由衷敬佩，主要是孔孟都有逆向思維——逆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的生活慣性，提出明知對自己毫無利益的排拒利益思維。「利誠亂之始也」、「放於利而行，多怨」，這不單是孔孟思想，應該也是司馬遷思想了。當然不以利為思想中心，應該是內心世界不單只有重利的凶殘，還有多少的人性。所以孟子提倡民貴君輕的民主思想，孔子也多處表達了寬厚待人、為政以德的治國主張，和輕視利益的思維是相互為表裡的。極權與民主，何者是人類發展應有的軌跡，鑑古知今，不是很明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