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觀,在中國文化界域中是如何演進的?

《指月錄》卷二十八記載一段青原惟信對學僧的說話:「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這是一個人修練身心的經歷。最初期是用肉眼看事物,山與水一切形象都如目前。但進一步卻入了忘我之境,不凝滯於物,山與水渾然只是自然物象之一,二者共而化之,不辨你我。但忘我之境只是過渡境界,不能常住,否則變成虛妄。現實生活要融而化之,經歷提升,但也要重回現實,當然所判斷的物象是更加清晰和穩固。

現在討論政治的人很多喜歡拋出「是其是,非其非」的說法。句子中第一個「是」和「非」是動詞,第二個「是」和「非」是名詞,意謂事情對的就是對,不對的就是不對;對的要堅持,不對的要反對,中間沒有妥協的空間。作為一種人生操守,這種取態是無可懷疑的。可是對於何者為是,何者為非,特別是人類活動千頭萬緒,如何判斷是非,或在甚麼情況、應對甚麼樣的人物、甚麼樣的事態而仍能有一置諸四海皆通達的是非判斷,這又是一個複雜的情況。

《莊子.齊物論》說:「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引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這是說因為小小的成見在心中作祟,就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表面上是爭辯真理,其實是為了功名利祿。儒墨兩家都犯了相同毛病,故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其是」變成「是其所是」,中間多了一個「所」字,便盡顯其偏執不能融和(「非其非」亦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這裡提出了化解之道,就是若要以對方所否定的來辯駁對方所肯定的,不如超越彼此的成見,用明心去觀照事物的本然。

莊子雖不認同儒墨二家處理是非的態度,但無疑孟子提出的人類的是非觀是最清晰而直接的。《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是人的基本智慧,是與生俱來的。人沒有是非之心,只是失其「本心」,並非天生匱乏。失本心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得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換言之是為了得到物質榮華而迷失本性。孟子強調人之本性(是非之心)的堅持,拒絕榮華的引誘,這和莊子對「儒家」的評論(「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是有出入的。

其實真正「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應是法家而非儒墨。法家美其名是實用主義者,其實是最善於因利害關係而出賣良知。法家基本上是沒有甚麼是非觀的,一切唯利是圖。我們看看韓非的《說難》,就知其一二。「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一切言論,就是為被游說者「度身訂造」,亦即是為個人得到寵幸而「度身訂造」,沒有對與不對可言,也沒有正義與否可言。今日可以說一套,明日可以說另一套。這樣的處世方式,最適合極權專制的古代人君。所以秦始皇讀韓非文章,知道有韓非其人,恨不得與其同時,相互結識,因而有「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也」的感嘆。或許秦朝人在一個扭曲了是非觀的政治形態之下生活,因而有秦末趙高「指鹿為馬」這類經典的故意地是非不分事例出現。

我常覺得,人類追求生存哲理,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求知,或許很難。但一些謀取個人利益的勾當,只要看清牟利的目標與對象,曲意奉迎,得到好處本也不難。尤其生活在現代社會,資訊爆炸,攫取不同事情不同觀點,加上每天都在生活,知道一般人的價值判斷,取捨標準,難道不知某些事物的大是大非嗎?行動做出來不依正道,依附權勢,就應歸類「是不為、非不能」的類別,亦即是能否通過良知考驗的關頭。一切為非作歹,包藏禍心,其作惡程度的大小,就看利益獲得的大小比例而作準。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一個高層次的哲理境界。可是,「見山說是水,見水說是山」,卻是人類謀私技能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具體勾當。良知,或簡簡單單的人類價值的渴求,就這樣給埋沒起來了。

12/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