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積存的人類智慧也特多，可從文言世界中找出不少經典。過去有人從古代文獻中找出治國安邦之道，著名的例子是記載於羅大經《鶴林玉露》的話：「人言趙普是山東人，平生所讀止《論語》……太宗嘗以此問趙普，趙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這段話給濃縮為「半部《論語》治天下」。

唐朝的太宗貞觀年代號稱治世，有一大群英明的臣子，君臣之間的過從討論，給總結為《貞觀政要》一書，以對答形式，把太宗和45位賢臣的論述記載，方便後人借鑑，擇善而從。

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一部以編年體寫成的史學巨著。這部書的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即是根據歷史提供幫助治理之道。

這些例子，無疑都是從治國的需要出發，但當中應也包括不少人生和處世智慧，殆無疑義。

中國古代文獻的保存和人物活動的記錄，得力於司馬遷在史學領域所做的劃時代的貢獻。《史記》（原本叫《太史公書》）創製了史書的體例，而且開創正史的記述，由上古三皇五帝時代一直寫到西漢武帝。以後史官沿襲其體，由《漢書》以下，直至《清史》，就成了正史的二十五史。這樣系統的記載，在世界文獻史上應是沒有地方可以比擬的了。

司馬遷記載歷史，不是一部人物活動的流水賬，當中寓有深切的褒貶，每個歷史人物都活靈活現地刻劃出來。我們看這些人物，自然也能學習他們對人對事的真知灼見。

隨便舉個例子。司馬遷很欣賞和佩服晏嬰，甚至設想「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晏嬰事蹟，也隨便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國權臣崔杼因為妻子與莊公通姦，設計誘殺莊公，朝政為崔杼掌握。這時，「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是否讀不明白？那就要借助語譯了。這是說晏嬰站在崔杼的門外，左右問道：「你自殺殉君嗎？」晏嬰說：「是我一個人的君嗎？我為何死？」左右又問：「那逃走嗎？」晏嬰說：「是我的罪過嗎？我為何逃？」左右再問：「回去嗎？」晏嬰說：「君主都死了，要回去哪？統治人民的，難道是用來凌駕於人民的？社稷才是真正的君主。為人臣者豈為了俸祿？是為了保護社稷啊。所以君主為社稷而死，我也為君主而死；君主為社稷而逃亡，我也為君主而逃亡。如果只是為了自己的錯誤而死或逃亡，不是他的親寵之臣，誰願意這樣去做？而且有人連君主都弒殺了，我何必自殺？何必逃亡？我又可以去到哪裡？」是否可以看出一個智仁勇兼備的晏嬰？是否連一些人類的醜惡和做事的虛偽也看出來了？這對你的判斷能力的培養是否有很好的啟發？一部古代史，還有多少類似值得借鑑的例子，真是說也說不盡了。

中國歷史中，經歷了兩個後人所謂的亂世，一個是先秦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是亂世，所以是思想最自由最開放的時期。不少政治哲學思想和人生的處世智慧都在這兩個時期得到很充分的發揮。

如果你是一個較為感性的人，想看看人的情（也不單指男女愛情）是如何坦率而深切的表述，中國也有大量的詩詞歌賦可給你欣賞，給你的啟發和精神慰藉，是沒有甚麼活動可以代替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文言文，每次都要借助白話文語譯，不止未必有可能，也會費時失事。如果能通讀（或基本通讀）文言文，你的世界會開闊一些，你的智慧也會深厚一些。

在中學階段打好讀文言文的基礎，不單是掌握了開啟人生智慧的鑰匙，也對得起淵遠流長的文化承續。學校課程沒有這方面的提供和設計，只能說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了。

13/5/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