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要是「副業」,才有較大的流傳機會

民國時代著名新月派詩人朱湘由於個性孤高,長期失業,加上為病患所困,最後投江自殺,死年僅29歲。朱氏曾經放洋留學,回國後又曾任大學英文系系主任,按理生活不致潦倒如斯。主要還是因個性問題,死前一年因與校方衝突而離職,只能以寫作賣文維生。

寫作如果由「副業」轉為「正職」,注定是要遭受白眼的。據說當時有雜誌向他約稿,他開出價錢,新詩索取4元一行,編輯當時很生氣,拒絕刊登他的作品。這也難怪,換轉是你,也可能有同樣反應。4元一行,字數沒有規定,世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你為生計,硬是寫出很多行,那還了得?

所以文學,尤其詩歌,一涉金錢便俗。我國戰國時代偉大詩人屈原創作不少優美詩章,可從不以文學為業。40年代文學界曾掀起過一場屈原是否同性戀的爭論。1944年孫次舟教授發表《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首次提出了「文學弄臣」的稱呼。這個稱呼說明:「弄臣」是職業,文學只是副業。當然屈原也未必淪落到弄臣的境地。《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分明是國家寵臣,這也是他的正當職業。整個文學創作事業是屈原被疏遠後的事情,事實上屈原也不曾以此為「業」。文學傳世,主要是發抒心靈,作品得到後人共鳴,屈原在其中沒有分享半點「稿費」。

或者說戰國時代湮遠,沒有職業作家出現,不足為奇。但就是唐朝盛世,似也不聞有詩人或作家以寫作為業。就用李白杜甫為例吧。李白很早已負詩名,當時賀知章把李白推薦給唐玄宗,召見於金鑾殿,帝親為調羹,並召供奉翰林。後李白以脫靴事得罪高力士,自知不為親近所容,因而辭官遊歷名山。由整件事可見,那管你是文學奇才,解決生計之道都是為官,李白不是良好僱員,得罪「老細」,文學創作成大名,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但始終未能因此「搵到食」,所以後來李白失節參與永王璘謀反,幾乎因此喪命,就知文人(尤其低政治智商文人)有時也很以建功立業為念。

杜甫和李白差不多,都是一名差勁的「職人」。杜甫初應進士不第,他嘔心瀝血,寫成《三大禮賦》晉獻玄宗,因此獲授兵曹參軍這樣一個小官。其後唐朝亂世,肅宗即位,杜甫輾轉獲授右拾遺這麼一個較高官職。但文人的鯁直卻使他因為房琯求情而觸怒肅宗,得到被貶官的下場。此後杜甫轉徙流離,晚年入蜀依附嚴武,和李白醉酒要高力士脫靴一般犯了一個相近似錯誤:憑醉登嚴武之牀,以此得罪嚴武,此後便過著更不堪的生活。我們的偉大詩聖,一生生活艱困,衣食不繼,餓死幼子;或者因為營養不良,晚年脫髮掉牙,獨倚江畔,百病纏身,最後還食了一隻「因啖牛肉白酒暴卒」的「死貓」。

由這些文人的遭遇來看,沒有了做官的生計,任憑你的創作天份有多高,都無法靠它謀取較安穩富裕的生活。但也許因窮而後工,你的「副業」才能臻於至善,為你留下千秋(文化)功業,但這往往都會發生在你死後。

解決個人生計,在古代似乎較現代容易。除了做官有俸祿以外,無法進入官場,在文學好歹還是很普及的上流社會活動的情況下,倚賴一些愛好文學(不管是不是附庸風雅)的達官貴人包養,也未嘗不是一種好出路。說到這,我即時就想起南宋的姜夔。姜夔一生未嘗做官,浪跡天涯,清貧自守。他和當時幾個文人如蕭德藻、楊萬里、范成大等交往,特別是范成大惜才,盛情款待這位飄泊無依、寄人籬下的才子。這種文人相惜之情到了什麼境地?姜夔作了《暗香》《疏影》兩首詠梅曲給范,范喜不自勝,把歌妓小紅(「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的哪個小紅)贈之。過些時日,姜夔出入貴冑張鑒之門,就在哪裡過了十年。沒有生活上的苦困,也就是解決了職業所需了,詩人可以專心做他的「副業」,成為一個兼通詩詞音律書法的全才。

翻看一部中國文學史,「職業」上有成就的人做不了偉大文學家,相反靠不同方式存活,但卻苦心孤詣從事創作,天生抱負要把作品精益求益的人,卻能經過時代的洗禮,成為擺得上文學殿堂中的傳世作品。

這樣說,在報章連載的小說、或專欄作家日日要交「貨」的所謂「創作」,都是某個時候某些人物賴以維生的職業,大體不能蘊構上乘文學作品。「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這些操作,大都在沒有實質報酬之下完成的。真正有文學家胸襟的人,倒也不很在乎什麼名成利就的。

2/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