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是慣於向後望，不慣於向前看，這和孝道思想的提倡很有關係。中國很早便建立一套完整的孝道思想和實踐方式。儒家思想在人倫關係上很重視孝道，孝道是兒女孝敬父母。父母是上一輩人，兒女是下一輩人，下一輩在思想或行為上受上一輩束縛，或生活目標過份要以上一輩人為依歸，對民族發展未必有利。

孔子重孝，對父母要「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第二）。儒家提倡三年之喪，即是父母過身，兒女要守喪三年。三年之喪不要說在現代的社會，在孔子時的農業社會是否能行得通，也很受質疑。在《論語．陽貨》中，孔子的弟子宰我就曾清晰提出質疑：「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這是在實際生活上起疑問，認為三年之喪會令禮崩樂壞。宰我不是認為完全不須守喪，但把三年改為一年就可以了。孔子沒有就守喪對生活上的影響直接回答，只提出問難：「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服侍已逝的人較正視現實生活重要

孔子把守喪時間定為三年，原因是子女要三歲才完全離開父母哺養，所以要用三年守喪才能回報。很顯然，孔子覺得父母養育子女是一種恩賜

，子女回報是一種責任。但問題是，如果調轉來把養兒育女視為責任，不視為恩賜，要求回報便沒有一定的理據。而且，孝敬本乎心，父母逝世，「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人之常情，有人甚至三年以上也會這樣，但這和應否要用形式化的手段來做給人看完全是兩回事。孔子把宰我界定為「不仁」，連帶把質疑問難的內容也打下來，以後的人受這牢不可破思想束縛，服侍已逝的人較正視現實生活困難重要，生活的視野是重向後望多於向前看了。

孔子提倡「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但其實孔子對於鬼神問題卻很迴避的。《論語．先進》第十一中記載著：「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對「事鬼」和「死」都不作正面回應，生活中「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第一），可是卻這麼重視祭禮，可說有些矛盾。如果你問豐厚的祭儀和盛大的祭典，死去的先人會否收到或認同，孔子大概也說不準。不認清問題的實質卻又大力鼓吹，顯然和孔子某一個時候對知的態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第八）（民眾可使他們跟從，卻不可使他們了解為什麼）互為表裡了。

孝和認祖歸宗牽涉利益關係

孝其實多少都牽涉到一種利益的關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宗接代成為一種責任而非權利，不能做到便有虧於「職守」。養育子女不被視為責任，要子女供養卻被視為權利，所以有「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的思想誕生。

西方社會沒有孝道的觀念，英文也沒有一個詞匯可以準確翻譯孝字。先進國家的人重視未來的開拓，敬重先人，關懷父母當然是人之常情，可卻不會發展成一種道德枷鎖。所以他們沒有甚麼清明節、重陽節等集體祭祖的日子，自然也不會出現祭祀先人引起山火或焚燒冥鏹造成環境污染的現象。

時代是應向前發展的，一個人做事自己負責，也要以滿足個人理想為目標。如果事事以光宗耀祖、揚名聲，顯父母為行事依據，社會發展會停滯不前。

中國文化是慣於向後望而不慣於向前看，另一表現是認祖歸宗的思想。中國人習慣把自己稱為炎黃子孫，也很多時以此一脈相承而自豪。但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人，炎黃是誰？甚麼年代的？有何特殊而被確定的事跡？恐怕沒有太多人可以回答。回答不到是不應太苛求的，因為即使太史公司馬遷也沒有太多的實在資料可以提供。《史記．五帝本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就是因為年代湮遠，很多只是傳說，所以不能確證。但不能確證的人卻代代相傳給人膜拜，並以作為其後代而自豪，這不有點兒可笑嗎？要認祖歸宗，其實是強化了「祖」「宗」這些圖騰的意義，而忽視了個人的價值。當然認祖歸宗也有實質利害關係的，你是利益集團之內的人，得到利益總較容易。被稱為XX子孫，在其他族群中可以突出其利害關係，就正如中國人喜歡組織甚麼同鄉會、甚麼同姓宗親會一樣，都是建立一個機制去維護小族群利益，這種制度發展出來，很容易會形成裙帶關係、「近親繁殖」，重視關係多於重視才能，再發展成為私相授受，你說對整個社會發展會有利還是不利？

人家的歷史是向前看的，所以在中國仍是封建帝制、皇帝一言九鼎的時候，西方強國的艦隊已遠渡重洋，發現新殖民地，並以武力侵佔；人家的先進科技一日千里，用人重視腦袋中的創意思維，我們仍是抱著慎終追遠的思想，任人唯親，以「龍的傳人」自豪。請問：人家是哪種動物的「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