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兩個弟子，大概孔子並不太喜歡他們，但他們也確很有自己的主見。
第一個是子張。子張有一次問干祿之道，孔子的回答是：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十八》）
孔子最初並不直接回答甚麼是正確的干祿之道，只從「慎言」和「慎行」兩方面的行事標準來回應。說話如果少被人埋怨，行為如果少自我後悔，俸祿最終就會在其中。這答案說得有些空泛，大概孔子認為子張還未能達到可以「干祿」的境地，不如從檢點自己的行為上著手改善就好了。
另外有一次是師徒們被困於陳蔡之間，子張問「行」，孔子回答：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十五》）
意思是說，言語忠實守信，行為篤厚恭敬，雖然在不懂中國文化的蠻貊之邦也能感化人；但反過來說，假使「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別說到外國，即使是在自己的鄉里，也令人反感。
還有一次：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論語．顏淵二十》）
以上的三段記載，內容都是教些處世之道，不去說了，只是孔子答話的方式和語氣，給人的感覺是他對子張並沒有太大的好感，有的情況更故意用反詰方式質難對方。比如第一和第二個例子，如果問話的是另一位他喜愛的學生，孔子或許會用較直接的方式把話說出，但對子張，就分明暗示他言和行都很有問題了。至於第三個例子，「何哉，爾所謂達者？」分明就不很同意子張對「達」的定義，接著指出的，是暗示子張只能做一個表面上說行仁義之道，但行為卻與所說的相違背的名人。
孔子為什麼常對子張有微言？可能就因為子張的行事為人不是孔子的那一路——要拘拘謹謹的，對很多事情的想法不能太越軌。這種思考上的爭議，還可見於二人對交友的態度的不同之上。
孔子論述交友之道，最清晰的說法見於《論語．學而第一》：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無友不如己者」，有些人解為「不要看不起任何一個人，不要認為任何一個人不如自己」，但這只是說話繞圈子，故意替孔子維護的說法，我看倒不如直接理解為「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們的」。這種解法，如果配合前後文所說對君子的求學之道、外表儀容和行為細則等考量，應是更加清晰的。當然孔子不一定是用歧視眼光看待朋友，而是要指出要學習有某些長處的朋友。
子張看問題是較寬容的。《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所說的「可以相交的就和他交朋友，不可以相交的就拒絕他」，顯然深得孔子真傳。但子張對朋友沒有這樣嚴苛和勢利，他說「君子既尊重賢人（尊賢），又能容納眾人（容眾）；能夠讚美善人（嘉善），又能同情能力不夠的人（矜不能）。」何況，子張做人有自知之明，所以他理解到「如果我是十分賢良的人，我對別人有什麼不能容納的呢？如果我不賢良，那人家就會拒絕我，又怎麼談能拒絕人家呢？」
孔子曾當眾批評過子張兩次，一次是「師也辟」（《論語．先進十八》）。「辟」，據馬融解是指「子張才過人，失於邪辟文過。」一次是「師也過」（《論語．先進十六》）。「過」，據孔安國解是指「俱不得中」（另一是「商也不及」）。孔子評人的標準，是要平穩踏實，稍為偏差也不容許。而「偏差」，在當時來說，也許和「創意」是近義詞。
另一個孔子拒絕創意的例子是對宰我的看法。孔子和宰我有「過節」，在文獻上記載，主要是二人對喪葬之禮的不同看法。事情記載在《陽貨》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這是在《論語》之中少有對人對事的批評寫得這樣細緻和傳神的。原本也是對一件事的不同看法，但孔子似乎動了真火，嚴詞批評，甚至把討論的對手定性為「不仁」。其實在今天看來，宰我的看法也未必不合理，至少也應有討論的空間。而且，宰我明知孔子是一傳統禮節的維護者，他提出這樣創新的見解，受到斥責應是可以預計的。可以預計而不採取模稜兩可或虛與委蛇的說法，可見宰我還有一點兒道德勇氣和進步思想。當然孔子大宰我小，在人情倫理和理性辯論的較量上，宰我是要吃虧的。可是他的創意和堅持，在一番舌劍唇鎗中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不知是討論三年之喪之前還是之後的事，總之孔子對宰我沒有一點好印象。《論語．公冶長十》記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晝寢」，如果不賦予任何典故，只是「午睡」。當然有推測是孔子講課，宰我缺席，孔子派弟子去找，得到這樣的報告。但對這報告的「報告」卻是「腐爛的木頭不能雕刻」和「糞土一樣的牆壁不能粉刷」這樣的人身攻擊，旁觀的人也許會有多幾分怵惕。這還不止，孔子禁不住要對宰我加多兩腳：「最初我聽到別人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一定與他說的一樣；現在我聽別人的話後，要考察一下他的行為是否一致。」孔子大動肝火，對待的只是一個學生，完全沒有了溫良恭儉讓的德性，純從可見的文獻來看，也有少許令人大惑不解。
當然這其中或許另有蹊蹺，主要還是在討論事情的時候，做學生的被認為挑戰權威，特別是對傳統的意識形態起了質疑，所以孔子要先發制人，把討論和將可能引發的思考「消滅於萌芽狀態」。
中國人自古以來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用現代人的說法是缺乏創意（再加上反傳統勇氣）。這和封建帝制社會把傳統儒家思想定於一專有沒有關係，不妨細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