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論．論文》一句「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把人類的習性描述得很透徹。有沒有例外？有的，不信，看看以下事例。
唐末王定保的《唐摭言》記載一個故事，和初唐詩人王勃有關的。當時有一大學者閻伯嶼，在一次文人聚會中徵集文章，本意是要讓其婿孟學士作序，以彰其名，不料在假謙讓時，出席聚會、黃毛小子的王勃卻提筆就作。閻公初憤然離席，至配室更衣，並派人伺其下筆。初聞「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閻公覺得「亦是老生常談」；接著又報：「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閻又輕蔑地說：「無非是些舊事罷了。」接下來的「臺隍枕夷夏之郊，賓主盡東南之美」，公聞之，沉吟不言；及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句，乃大驚「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這篇不朽的文章就是《滕王閣序》。
唐孟棨《本事詩》和《唐摭言》都記載的關於李白的傳說：李白初到長安，遇上了賀知章，兩人一見如故，十分投契。李白拿出《蜀道難》這首詩請賀知章指正。賀知章一邊吟誦，一邊讚歎：「好詩！你真是天上謫下的仙人啊！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寫出這樣絕妙的詩句！」賀知章並解下身上佩戴的金龜換了酒，與李白一同暢飲。
古代文人欣賞別人的事例所在多有
唐張固《幽閑鼓吹》：「白尚書（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 宋尤袤《全唐詩話》卷二記載此事，作「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唐朝的韓愈，在憲宗元和八年（813）再次擔任國子學博士時，寫了一篇諷刺當世人才選拔制度的作品《進學解》，盡情抒述內心抑鬱。文章氣勢恢宏，充份達到了蘇洵所說的「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的鑑賞標準。韓愈寫了這篇作品，是有「後果」的。《新唐書》本傳載：「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以上四樁事例，都應是事實吧，因為有充份的文獻和時地人的資料可供核實。難得的是，閻伯嶼、賀知章、顧況和韓愈所面對的執政，都是文人，對同樣是文人的另一些人惺惺相惜，打破了曹丕「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定律」。
看過了唐代的，不妨把視線轉移到宋代吧。
宋代有一位大文豪蘇軾，他在神宗元豐二年（1079）被調到湖州做地方官，照例給朝廷寫封感謝信。這封信即《湖州謝上表》，表中蘇軾流露了對當政朝臣的輕蔑，兼及譏諷新法之文辭：
「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培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與蘇軾所隸屬的保守舊黨對立的新黨，把握這個大好機會，把這些說話曲解，還以蘇軾所寫過的詩詞百餘首作為罪證，指蘇軾借古諷今，謗訕朝廷，影射皇帝。他們以此作為把柄，彈劾蘇軾欺君妄上，結果蘇軾被冠以「文字譭謗君相
」的罪名被捕，解往汴京下獄。他的政敵甚至要求把他處死，後被神宗拒絕，最終改判貶謫到黃州，這便是歷史上很出名的「烏台詩案」。
蘇軾一人負罪不止，按照當世株連家屬的法例，他的弟弟蘇轍也同遭降職、貶謫。
蘇軾烏台詩案被誣陷
甚麼叫烏台？烏台即御史台。由於這案的發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裏行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稱為「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對蘇軾的打擊多大？看看一則小事例就可知道。蘇軾在黃州時，在與友人遊覽赤壁後寫過《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等作品。當時他的友人傅堯俞（字欽之）派人到黃州向蘇軾索求近文，蘇軾便把他的《前赤壁賦》親書送之，並在文末題跋云：
「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書赤壁賦後》）
我們看《赤壁賦》，借景抒情，詠古寄慨，兼提出對人生變與不變的哲理思考。當中有沒有寄寓？或許有吧，你可以從中看到蘇軾對政治理想的幻滅、慨嘆三國人物，借古諷今，抑或表達壯志難酬的鬱悶心情等，如果硬要從中找出甚麼線索，以羅織罪名，政治敵人大概是優為之的。所以蘇軾明言「多難畏事」、「未嘗輕以示人」，一再勸勉其友人「深藏之不出」，也預知後果可以難以逆料。賦中對「客」的身份的隱去，似乎也是心有餘悸，擔心一旦出事，會牽連親友。
蘇軾命運的蹇滯也不止如此。他在惠州時曾寫過一首詩，題目叫《緃筆》：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據曾季霾《艇齋詩話》透露一段事實：「東坡《海外上樑文口號》：『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故再遷也。」詩題和文字有少許不同，無甚相干。章子厚就是章惇，是亟欲打擊蘇軾的朝廷敵人。打擊敵人自然是要藉口的。這次他用的藉口也頗無稽：既然你（在貶官惠州後還）睡得這麼好，所以要把你再貶了。再貶的地方是更遠的儋州，即是現今的海南島，一個過去被貶謫者都有去無回的地方。
對付蘇軾的都是一些朝廷中人，都應算是廣義的文人了，其殘酷與無稽，很難相信會出自「文人」之手。蘇軾活在宋代，如果說到了宋代，相對於之前的唐朝，文人已失去互相包容的雅量，當然不可以這樣說。但引述過的事例中，總使人覺得，溫厚包容、珍重才華的，可以是文人；但要真的把一個人整治得徹徹底底，文人較其他人更具本領。或許上引唐朝的幾個文人，和宋朝的幾個文人不同，因為當中沒有牽涉太大的利益（尤其是政治上的）衝突，所以表現會有所不同。但人性的殘酷，是否就會因當中多了幾分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利益計算，就更加彰顯，如果如此，真使人感到有點兒寒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