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兩個時期，是人才極之鼎盛的時期，一個是戰國時代，一個是三國時代。

人才鼎盛只是因，創造出來的成就卻是果。這兩個時代，是中國文明史上兩個高峰時期，恰巧這兩個時期都被稱為亂世。其間所創造出來的思想成就、文治武略卻完全不遜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治世。

造成這樣現象的原因，和思想自由不能割裂關係。不妨看些文獻：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這是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中的說話。說話很明顯指出九流十家興起的背景，和政治混亂有關。由於政治混亂，國君對人才的需索特別大，希望有能之士提出治國之方，使在亂世中脫穎而出。可以說，甚麼思想，受用與不受用，都有免於責難的先天優勢。人嗎？在亂世中希冀求出仕途，也竭盡所能，貢獻才學，事實上他們都可稱為「股肱之材」（班固語）。

時代因素促成曹操求賢

三國時代又如何？曹操為了加速達到統一全國的願望，下達了三次的《求賢令》(史稱「求賢三策」)。

建安十五年的《求賢令》：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之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的《求賢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蘇秦定弱燕。由此言之，士之有偏短庸可之乎？」

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賢令》：

「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三次求賢令在八年間提出，可說對賢才的需求是多多益善。三次求賢令的主題都是，人君不介意人才個人的節操和德行，也不介意門第高低，只要具有智謀和能力就可。

這樣的提法當然是有針對性的。漢朝的察舉制，以孝廉為綱，重視人的品德、節操，加以門第觀念甚深，到了三國時代，已沒有甚麼像樣的人可供選拔。曹操的看法，一方面是見識，另一方面也是時代局限。他需要像奢靡無度的管仲、與自己嫂子通姦的陳平、私生活也不檢點的蘇秦之類的人才，多過碌碌無能的孝廉之士。

人才給排擠於現實政治之外的理由

看到「正面」的，當然要看看「反面」，即是甚麼時候甚麼理由人才給排擠於現實政治之外。

儒家提倡孝，由孝而引申出來的家族觀念，加上重視由五倫關係確立的社會穩定，是人才受排擠的一個開端。《禮記．禮運》有一段文章講述孔子對大同和小康的看法，當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

前面所述的是大同社會，後面所述的是小康社會。沒有任何確實的證據說明大同和小康社會相距的年代，但無疑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個趨勢。大同社會中還會「選賢與能」，這是一種唯才是用沒有偏私的選才制度，所以「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但到了小康，很顯然已發展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有親疏觀念

，誰還會相信選人是絕對的唯才是用？

當然在這個漫長的時期，用人重視才幹與用人不重視才幹的事例應都存在的，所差的只是一種確立的制度。

漢代的察舉制度，人才的銓衡全由主觀意見決定，到了漢末曹操要用極端的用人唯才方式來徵求人才，可見這個制度在發展過程中的缺點，清晰顯像。晉朝的門第社會，人才的任用加了一層家族聲望的屏障，是徇私和苟且的發展的一個極致，或許由這而啟發了隋代要開科取士。

開科取士看似是一種廣搜人才的制度，但由於是讀書人進仕的階梯，無才而有野心者有一定的作弊對策。當時的考卷，均由考生寫上姓名、籍貫，才低品劣的考生進行賄賂，心術不正的考官在評卷時改錯為對，提高等次，造就含水份的金榜題名。

科舉作弊受重視只是曇花一現

短短的隋朝很快結束，唐朝沿用了科舉制，但流弊也一同被沿用。武則天時代有一位正直的臣子李文成上書朝廷，奏報「科場賄賂縱橫，贓污狼籍」，以致「選官冗冗，甚於羊群，飽學才高之士竟然百無一人」。武則天感受到這種現象的漏弊，因而用「糊名」制度加以彌補，這是人才選用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劃時代進展。糊名制見諸《國史舊聞》：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以實，乃命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等第判之，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自糊其名」後，考官不知道哪份試卷是「關係戶」的，無法做手腳給予關照了。

但這種公平的考核制度能維持多久，很成疑問。宋趙彥衛《雲麓漫鈔》說：

「唐世舉人，先借當時顯人以姓名達主司，然後投獻所業，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

這種略帶徇私舞弊的做法，在中唐應是很普遍的，白居易或許是見諸文獻中其中一個得益者。　　

白居易十六歲時寫了一首《賦得古草原送別》，拜謁名士顧況。顧況看了這位初出茅廬少年的名字，開玩笑的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但當看了他的作品以後，卻大為讚賞，「因為之延譽，名聲遂振。」這無疑為白居易後來考中進士，名列前茅起著重要作用。

白居易的例子，是古人由排拒人才而變成珍惜人才的例子。但現實之中，由不珍惜人才甚而赤裸裸的排拒人才的例子或許更多。看看韓愈的《進學解》和《馬說》之類的作品，印象會更加清晰。

一個古老的帝國，任何制度或實踐，原意或許很好，但實踐出來必定會產生紕漏。但人才的多寡，或更具體地說人才被擢用的多寡，是決定一個時代是否興盛、思想是否蓬勃的重要因素。看看戰國時代和三國時代在中國的後世不再出現，當中的啟示不是很清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