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時代，人還是很守信用的。先舉一個刺客曹沫的故事。曹沫本是魯國一個將領，他帶領軍隊和齊軍打仗，三戰皆北，失去很多土地。曹沫趁齊桓公和魯莊公會盟於柯的時候，做了一次驚險的勾當。《史記．刺客列傳》這樣寫：
「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明明是一次不平等條約，齊桓公反悔是人之常情。幸虧管仲深明大義，認為齊國不應貪小利而棄信諸侯，所以即使用不正當手段也答應所請，可見那時的「信」是經營天下不可缺少的條件，而人也服膺。
有人說曹沫就是中學語文課程《曹劌論戰》中的曹劌，我卻不敢肯定。但曹沫借助齊桓公守信得回齊侵地，曹劌也主張治國要講信用。這篇選自莊公十年的《左傳》，魯莊公指出魯國可以和齊一戰的第二個條件是「犧牲玉帛，弗敢加也」。但曹劌坦言指「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可見君臣之間都很重視信之為用。
不論公私場合人皆守信
或者說，公眾場合，尤其君臣相與之地，不守信用難逃人的耳目。但以下一個故事的守信，卻在私底下發生的。《左傳．宣公二年》記晉靈公沒有做到人君應有的責任，被朝中老臣子趙盾規諫。靈公覺得不是味兒，暗中派殺手刺殺趙盾：
「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鉏麑覺得沒有達成人君的任命，是失信於君。當然除了失信之外，還有不忠，二罪（心理上的）交煎，最後用自殺來抵償。整件事發生在極私隱的環境下，歷史為何可以這樣清晰記載下來，這是另一個問題。（錢鍾書《管錐編》《左傳正義》一便指「宣公二年鉏麑自殺前之慨歎，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但無疑失信的責任是很大的。信，不單是對人負責的內涵，也是個人操守中不能或缺的東西。
至於同是生活在春秋時代的孔子，《論語》中談到信的地方可也不少。孔子論人倫、論禮制、論法治，未必可以清晰得過他講「信」。《論語》中談過信的地方有三十八次，有幾段是強調信用的重要的：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第十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第四》)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論語．子罕第二十四》)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第二十六》）
不論朋友之交，以至治國，都不能沒有信。孔子不單說說，而是實行的。孔子以此教導學生，曾子的實踐就是孔子教化的成果。
戰國時代還有守信的例子
以上這些事例，都是發生在春秋時代的。是不是到了戰國，信用的價值逐漸減低了？那又未必。大家耳熟能詳的荊軻故事，推薦荊軻的田光為甚麼會死？
「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因遂自刎而死。」（《史記．刺客列傳》）
但一些還能保持操守的人，卻不足以抵擋信用日漸淪落的趨勢。
戰國時代，國與國互相攻伐，外交上爾虞我詐，大家都講求實際的利益，講信用可說是獲利的障礙。不信？看看以下事例：
「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這段選自《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的記載，就是戰國時一場重要戰役長平之戰的結局。這裡的武安君是白起。戰士投降，你接納，不殺是信用。白起怕有變，不談甚麼信用了，四十萬人盡坑殺之，天怒人怨的所為，換來趙國一蹶不振，只計較利益的人是優為之的。
即使不是血腥殘暴，外交上的詐騙，縱橫家之徒是沒有甚麼廉恥可言的。大詩人屈原的祖家就曾上過一次大當。
那時的楚國是懷王當政，最初重用屈原，行合縱，與齊結盟，但其後中了秦國的離間計：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
這段文字記載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是赤裸裸的違背承諾了。想像張儀玩弄楚懷王而得逞時的輕佻狡黠，應是毫無半點慚色的。無他，齊楚背盟，秦國逐個擊破，指日可待，張儀裂土封疆，也指日可待，信用也者，值得幾錢？可憐的懷王還不自量力，發兵攻秦，身死秦地，為天下笑，是葬身於還以為人會守信的幻想之中。
我們當然不可以說，歷史車輪移動了，一時代的節行操守就會全盤轉移了。但人之通性，愈看重個人利益，信用愈不昭張。如果用這法則往後思考，時代愈晚，不是利益愈大嗎？哪信用的價格，又將如何演變呢？看看歷史的發展，也看看人性的發展，答案不是昭然若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