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6/2015

說話是應該回到九七時推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開始。那時的教改，內容包括教學語言政策改為母語施教、中小學實施結龍、引進副學士課程、大學學士課程由三年制改為四年制、中學改為六年制、引進通識教育成為必修科目，以及將中學會考與高級程度會考合併成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等。

這樣的改革，明眼人一看就知是為教學效益設想，用最合理和精簡的制度，改變學習上的壓力，令教學生活變得輕鬆、教學效益更加顯著。

教改理念善良卻時不我與

要詳細拆解是可以的。母語教學，用學童最擅長的教學語言施教，令學習更加容易，思考、分析、解難能力較容易培養，如不計算其他學習功能，應是沒有人可以不接受的。結龍的實施，令小學升中學沒有了樽頸，小學生活會變得更多姿采。副學士提供更多出路選擇，也令第一次公開試失手的考生，能透過另一渠道達到升學理想，不會因一試定生死而增加學習壓力。大學課程三改四，既為中學六年制鋪路，實際也令大學和中學生活各增減一年而提升效益。引進通識教育令學習更靈活，教材切合生活，增加學習趣味。而於兩個會考合而為一，不用三年兩考，舒壓的設想也毋須細表了。

教改如果「成功」，教與學的面貌應該很有不同。但這些設想給怎樣演繹了？母語教學，一推出就焦頭爛額，社會輿論群起攻之。九七年出版的《教學語言強力指引》，不多少時日就失落了「強力」二字，最後連「指引」功能也沒有了。2003年的《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報告》，提出英中和中中的上落車機制，還未實行就給2008年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取代，正式演變成為學校爭逐英語教學的路徑。

結龍政策也令原先思想較單純的辦學者後悔，教學現實是小學生疏懶不得，當然中學也還需要擇優而教。有學校「結龍」之後就「脫龍」，家長誠惶誠恐，迫令教育局在2014年6月宣佈對計劃「微調」（又是「微調」！）：結龍學校將於2022學年起在小六設留班位，改變現時學生直升結龍中學的做法。結龍中學亦將於2017學年起保留最多三成中一學額作自行分配，令學校更有彈性取錄外校生。這樣子的結龍，不就是宣佈原先的設想壽終正寢嗎？

副學士一出，就被批評認受性不足，刻薄者甚至譏諷「後花園鍊鋼」，畢業生也發現接駁大學難若登天，用這學歷求職困難，原先讓學習出路多一選擇的設想若有還無。

至於通識教育也產生很大質疑，特別是雨傘運動後有些人認為這科「教壞」學生，要改課程，改為選修，又要改考法，連改卷者也要驗明正身，教學議題不知緣何變成政治議題。

較慶幸的是大學和中學年數的改變，和兩試合一較少受非議，但這只不過是學制的技術性安排，加上世界主流，沒得無聊挑剔而已。

教學重回操練和壓迫的起點

    十八年人事幾番新，教學又重回殖民地時代的起點，加上其他因素，壓迫性學習變本加厲，學童身心所受摧殘與時俱進。

要探討事實演變箇中因由，細微之處，恐怕寫一篇博士論文也寫不完。我這裡只摘取「教學市場化」一端淺談輕酌。

教學一牽涉「市場」，不變質者幾稀。「市場」也者，就是學習的表面和短暫效益，蓋過它的全面而長遠的效益。比如說，母語教學的「弊端」，尋常人都可說一大堆，甚麼不能和大學教學語言接軌、影響「搵食」能力之類。但其實英語施教卻骨子裡無時無刻不影響學童整全發展，只是思辨能力、解難能力、推理能力諸如此類，功利社會並不重視，有些更被扭曲了的政治形態視為洪水猛獸。

教學語言另一「市場化」，就是擺明在眼前，英中能招攬更多優質學生，令學校聲譽更高，教學實踐更易。不這樣，本身已是英中學校，連「純英中」（即全面英語教學，包括通識科和一般術科）的標籤也要爭，就著實很難理解了。

結龍中學認為小學生質素下降，拖累中學成績，拆解出來還不是又受「市場化」魔咒影響？中學成績稍為下降，但造就小學生學習壓力舒解，怎樣看都是好壞參半，但落在功利化的辦學者手中就覺得無法接受。最近因TSA（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全港性系統評估）而生的測考壓力飽受批評，一種教育局多番申明無關學校評級的低風險考試，也給辦學者理解為寸土必爭的考試，香港小學生應該認命無法接受優質教學。

如果問，一般中學辦學者、家長最關注的是甚麼？我想不用調查，也應是學校的公開試成績了。沒錯，公開試成績主宰教學的主要生態。學校以好成績招徠學生，學校管理者也以好成績來向校董交代。至於教師升職，能博取高合格及優良率也是重要條件。每年中學文憑試放榜，社會不是爭相報道十優狀元，也用擇「星」率來衡量辦學效能嗎？在這些情況下，要辦學者輕率地放下操練考試的教學手法，相信是脫離社會現實的舉措。

教學事業不能功利短視

    世上無免費的午餐，凡事有利必有弊。英語教學製造不少頂尖的考試成功者，但也同時令不少學生困擾，無法闖過考試關，令個人自信大受打擊。過重的學業成績要求，令不少有其他運動、藝術、創作天份的學生放棄個人天賦，一生走上一條偏狹的道路。社會上Band 1學校受推崇，同時會出現的是Band 3學校受卑視。辦學者受社會風尚影響，也受個人榮辱影響，有的更受學校有沒有生存空間，甚至教學人員個人職位能否保障的影響，採取壓迫性教學，看重個人得益多過學童得益，無論如何都是人之常情。

只有對教學理想還有多少執著的人，或對子女成長有多種不善而抱怨的家長；或頭腦清醒而知道教學效益不是拿多少個公開試的5**，而著實看重作為一個人的處世價值觀；或更簡單，渴求有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或者更卑微的，教師、學童都不討厭學校，喜歡上課，這樣的教學實踐才有可供誇耀之處。在一個事事講求功利、講求個人榮辱的社會，要學校權力的執掌者較嚴肅理性實踐教育專業，不能說沒有，只能說不多了。「香港教育需要拆牆鬆綁」，說起來多輕鬆，事情的背後卻是重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