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育角度分析「佔中」亂局

3/10/2014

本文執筆之時,「佔中」已進入第五天,而且還毫無解決跡象。

不用懷疑,這次活動和學生有著很密切的關連。由9月22日起,專上學生宣佈罷課一週,直到週末衝擊公民廣場。而中學生也有號召在9月26日罷課一天。自9月28日警察向群眾投擲催淚彈以後,教協也發起全港中學大罷課。據學聯估計,大專生有6,000人參與罷課,而根據其他報道,全港中學生牽涉不同形式罷課者亦有近萬人。這些數字,有沒有誇大不得而知,但說事件和教育界息息相關,並非遠離事實的觀察。

不少人直覺,大專生是天之驕子,為何為數眾多的他們,甘願冒參與違法活動、影響就業前途的風險,捨身在街頭集結超過個多星期,表達訴求?這一方面是由於人大常委會對政制發展「落閘」,扼殺真普選;另一方面是大專生對個人前景感到悲觀,而這兩者又是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由於社會發展,積累了不少大學畢業生,而職位供應卻遠遠未能配合需求。就以教師為例,過去這個行業吸納不少大學生,但近年由於適齡中學生人數減少,學校面臨縮班威脅。為使教師職位能較靈活分配,合約教師代替過去的常額,職位毫無保障。有教師自大學畢業多年,年年要轉換新環境,工作受到極大的壓榨。到了年資貯了多年,既沒能進入工作主流,但卻面對新畢業的、更年青者的競爭,年紀輕輕便有被職場淘汰的憂慮。這些年來,積累了為數不少的準教師,但教育政策卻沒有積極支援,疏導怨氣,相反先後推出「自願優化班級結構」和「三保」——保實力、保學校、保教師——政策,維護舊有教師(即使是超額的)職位,做成新老無法交替的困局。教育決策者冥頑不靈,原先寄望行政的僵化措施能伴隨政制逐漸發展、政策官員更具問責意識、甚至人人有權選特首而有改良契機,但指望卻被「落閘方案」完全堵塞,學生失望之情,可以想像。

至於中學生,也長期被迫在充滿壓力的環境下學習。每年約18%的大學入學率,維持接近二十多年,導致學生為走這窄門努力苦幹,但現實是每年仍有絕大部份的中學生被摒諸大學之門。他們大多只有就讀較低級別的課程,或乾脆走進職場就業。但香港社會從來只顧及營商者的利益,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就業者往往被剝削,職業類別也日漸收窄,小本創業風險高成功率低。加上樓價飛升,一個小型「上車盤」已升至近三百餘萬,並非普通「打工仔」能夠應付。這種做成富人一大籮,但窮人維生困難的貧富懸殊現象,是為社會穩定製造不利因素。在出現「佔中」之前,幾十位超級富豪及商會要員訪京,有資深人大公開表示:香港既然是資本主義社會,自然由資本家話事,愈大的資本家愈有話事權。也有地產富商強烈反對「佔中」,指香港既是國家一部份,「點輪到你搞搞震?」而前教育局長、大學校長認為罷課大學生應選擇退學,好把學位讓給沒能讀大學的副學士。這些遠離民情、以強凌弱的言論,對未來社會有寄望的學生製造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和公民是否有公平機遇參與社會活動有密切的關係。香港人期待政制開放,個人手中選舉特首的「票值」有較大改良社會的能量,隨著真普選希望的落空而迸發絕望情緒,終引致民怨大爆發。這種被意識為民眾自主自發的抗爭活動,能否解決、如何解決,和當權者是否能看清社會問題癥結所在,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