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最近的香港電視不獲牌照風波，顯然是官意壓倒民意的一次樣板。民眾希望有較多電視台選擇，過去有發牌不設上限的不成文規定；而據坊間流傳訊息，顧問報告是把香港電視列為三個申請者中的第二選擇。現在第一、三名獲牌，相反第二失牌，市民埋怨黑箱作業不難理解。行政會議以保密和集體負責為由，禁止進一步披露相關決定底蘊，惹來民間反響可以預卜。十二萬人的遊行、十萬人的晚間集會，議會要求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官員，政府瞬間成為針對目標。官府卻間歇披露這樣那樣的維護理據，整件事給人一種專制極權的管治造成與民為敵的印象。良好管治、順應民意諸如此類的管理指標不理想，在歷次特區政府評分屢創新低可見一斑。

言論自由的刪削和政治的操控日趨嚴密，不利一個地方發展，其實「災區」也漸延伸到「教育系統」。香港學校的決策權，在辦學團體委任的校董會手中。校董成員大都沒有教育歷練，對教育發展能鉅細無遺加以掌握的佔極少數。這情況不因法團校董會成立有所改變。沒有教育資歷的校董，自然放權學校管理層，校長意見佔很決定性影響。過去學校行政基本上是分權的，學校各部門獨立運作，倚仗的是專業認知。例如一個讀理科出身的校長，無權、也無能力干預語文科的科務運作，有的只是行政意見的提供和科組部門協作的調配。能夠令科組決策者有較大的自主權，源自兩方面：一是科組主任皆有亮麗的履歷和適當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是學校行政據《資助則例》運作，不同部門人士權責有較清晰的釐訂，某些情況更可說是互不從屬，互不干犯。

但近年教育政策和教育實況發展，已有漸漸偏離此中心的趨勢。其一，教育「市道」不佳，教師轉職困難，常額空缺「矜貴」，有哪個學校管理者甘願把「肥缺」奉送給真正有能（而無關係）之士？其二，《資助則例》的效力已逐漸模糊化，職位的聘任和升遷，能完全依據《資助則例》所訂明的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委派，還有多少？近年有關方面更把常額和合約之間的區界模糊，新任教師飽受壓榨，不少教師職位沒有保障，擇善固執的能力已漸褪色。過去鮮有科組主任因行政協調出問題而離職，現在這些例子逐漸增加。

這些趨勢造成校長意向漸成主流，學校管理層權力逐漸膨脹，教育的大趨勢是重視學業成績，學校管理者為求數據高效益，向科組部門施壓是正常舉措。有沒有違反教育原則的情況，已經是不用討論的現實。

開放與專權，是很明顯的兩條不同發展路向。教育不倚仗專業認知和判斷，而倚仗權力中心發號施令，一旦權力中心在形成以及運作上出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會是很嚴重的。

香港教育停滯不前，看看鄰近地區如南韓教育事業發展進步神速，科技及創意工業為國家帶來不少財富，這是和民主政治的發展相輔相承的。香港政治沒有民主，香港教育逐漸遠離民主，這個社會有甚麼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