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中期國內學術界掀起過一場王羲之是否創作《蘭亭序》的爭議。

挑起者是著名文字學者、史學家郭沫若。他寫了一篇《從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主要論據是從出土的墓志字體（隸體）來說，書法《蘭亭序》的行草筆法，非王羲之所能寫出。由字體的鑑定以外，更進一步推定《蘭亭序》的文章也非王羲之所作。

當時確引起了一番學術上的討論。以郭沫若在學術上的地位，站在郭文一方的多很多，如美學家宗白華、文史學家啟功、文獻文物學者趙萬里、李長路和文物鑑賞家史樹清等。

這裡不討論「論辨」的內容了，至於誰正誰誤，可引用啟功在晚年的《口述歷史》的一句話總結：「現在想起來我當時也夠胡說八道的了」。

學者錢鍾書沒有牽涉入當時的這場爭論，但在2001年出版的《管錐編》第三冊一零六《全晉文卷二六》有專論《蘭亭序》的，提出他的看法，隱然是對這場無聊爭論提出拾遺補闕。

綜合錢氏的看法，其一，他引《廣川書跋》卷八：「世稱王逸少為書祖，觀其遣文⋯⋯字有同處，創為別體。」

其二，他引史料王阮《義豐錄．蘭亭》認為「時晉中市政不綱，春行秋令」，故書曰「天朗氣清」，實為《春秋》筆法。

其三，他引陸友《硯北雜志》卷上認為：「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然其作《蘭亭序》，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又引魏晉諸家詩文為說，指出《序》「低迴慨嘆，情緒於辭，殊有悱惻纏綿之致」，如處處用義理來要求，「反殺風景」。

這些討論，分明就回應了郭沫若認為《蘭亭序》的行書有違時尚、其「天朗氣清」、「絲竹管弦」用得不對、及申辨《昭明文選》不收《蘭亭序》的理由。

錢氏這種遲來的「參與」，是由於當時的不屑抑或沒膽量，哪就無從稽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