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世俗中的惡官俗吏，貪和殘可說是行為的雙生兒。可是漢朝官員，被稱酷吏者，卻大都殘而不貪。

比如景帝時的郅都，《史記．酷吏列傳》稱「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公事上廉潔，也不佔人遺物。

武帝時的張湯，傳記其死時，「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為其母所拒，只「載以牛車，有棺無椁」。

同樣是武帝，王溫舒死時「家直累千金」；後數年，「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百金」。

和張湯同時的杜周，列傳記其「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

這些例子，連司馬遷也不禁概括：「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

這些情況，不難理解。漢朝距今二千多年，物質生活比較原始，財物的引誘沒有現今大。但最重要是漢朝以儒立國，儒家思想不崇尚物慾，孔子明言「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這些理論，對人有深刻感染。

漢朝任官，採察舉孝廉制度，廉是為官的必要條件，等閒不會隨便違反。

由此看來，一個地方，沒有制度的約束、沒有人文質素的堅持、沒有道德傳統的感染，加上物質的無窮誘惑，貪腐横行，應是很難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