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苦於生計，接受彭澤令的任命，臨上任前指派一名僕人給兒子：「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段說話記載在蕭統《陶淵明傳》中，應該不會是假的了。對一個毫無社會地位的役卒能自發地關懷，諄諄告誡兒子：「他也是別人的兒子啊，你要好好待他呀」這樣的說話；視人子若其子，推己及人，能做到這樣，應該是人類善性的一種最具體表現了。

但人類行善，是否就能得到相同的果報呢？這又未必。就以陶淵明為例，他雖生性善良，關顧別人，但生活際遇卻是不如意居多。就以彭澤為官來說吧，這個官職，他本人沒有興趣，只是受了些群眾壓力，也是為了生計，勉強從事。可是為官不足八十餘日，就看不慣高官嘴臉，解綬去職。臨離職前，他還吐下了「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這傳頌千古的名句，為後世多少「打工仔」爭回些面子。

陶淵明半世貧困，一生最大的思想負擔，或許是未能以個人學識，為子女帶來溫飽生活。他在《與子儼等疏》中提到些迹近自責的說話：「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或者說，一個人生性耿介，不善逢迎、甚至巴結權貴，得到境遇辛勞的結局，可說與人無由，這點陶淵明最能自知。還是在《與子儼等疏》中，他曾這樣透視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有這樣的個性，人生際遇的不良，應是無法避免了，用最流行的說法，這就是「性格決定命運」。但這「命運」，最好就是及身而止，不要為家人和子孫帶來太多的負擔。生一兩個健健康康，聰明伶俐的子女，即便個人遭際不佳，但也殊堪告慰吧。可是不知是配合了妻子，遺傳基因出了問題；還是因為陶淵明太好杯中物，酒精破壞生理系統，他生了一群資質平庸甚至差劣的兒子。他曾有一首《責子詩》，用最寫實的筆觸描述五個兒子（阿舒、阿宣、雍、端、通子）的才性：「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陶淵明對他們既擔憂也失望，應是沒有疑問的。如從這點來看，似乎「好人好報」也沒有他的份兒了。

這只是人生的一種簡單命定，抑或當中包含了深厚的哲學元素，那便不得而知了。最少遠在漢朝，寫《史記》的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便提出過這樣的質疑：「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余甚惑然，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陶淵明，也包括司馬遷筆下的顏淵、大賊盜蹠，與及一大群正義之士，生命際遇遭到顛倒以至扭曲，「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種人生教化便不很靈驗了。

但看事物有時又不用這樣悲觀的。別的不說，單拿陶淵明做例，他的「好報」，卻是不能否認的。一位千古著名的大詩人，名氣流傳至今，可以想見，也一直會流傳下去。何況，他有的也不是「虛名」。他的作品，影響後世千百代人，即使沒有對他有深入研究，也都能背出《飲酒》詩、《歸去來辭》中一兩句，認同作者觀點；連小學生也應聽過他「五柳先生」、「桃花源」等故事，當中也包含很深刻的啟發。

陶淵明的兒子雖然有些弱智，但蠢蠢鈍鈍也未必不好，最少不用像很多聰明人耗盡心思去盤算詭計，損人利己；為求大名大利，做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有時夜半失眠，睡也睡不安寧。有些「報應」，有時是眼前的，但有時也很長遠——不用精嚴計算，學懂看破，就能放下；自在，也是一種善報。

不要去籌謀太多，積存過厚，一生未必用得盡，只為自己帶來業障。生活際遇，隨遇而安，就像陶淵明對待奴僕般，「過得人過得自己」，樂乎天命，不也是很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