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聖經．傳道書》第一章：

「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這是對智慧和知識的一個反思過程。理論上，時代愈進步，知識愈多，對人的生活愈有利。但從來智者對這一課題都有一很深刻的質疑。

中國文化中，反智也是一個對生活的認知過程。

原始初民的反智，只是生活的一種實踐，當中並沒有任何思想性。例如古詩《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首傳說是帝堯時代的民歌，講述一個勞動者的生活方式，其中最深刻的一句是「帝力於我何有哉？」皇帝的力量也莫奈我何，即是生活只要勞動便可，毋須其他知識，更不論人與人之間的鬥爭。《詩經．大雅．皇矣上帝》：「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是說你可以沒有知識，沒有智慧，但是要時時順服上帝的誡命和法則。這裡的上帝，不是人間的王，而是天上的帝，即是順天道而活了。

初民沒有任何知識的思想包袱，但到了複雜的人間世，反智的思想是系統地出現了，最主要是見諸道家的思想。老子反對知識，是和繁複化與虛偽化的社會發展對著幹的。《道德經》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在一個倫理規範日漸嚴密的社會，老子認為人的本性被一些有心者愚弄了。所謂大道、智慧、六親、國家，是管治者用來控制人類生活行為以至思想的工具，只有完全撇棄，人的真性才能顯露。第十九章更進一步提倡把智慧棄絕：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這是說拋棄聰明才智，人反而可以得到比往昔多百倍的好處；不去談仁義，人自然就會恢復孝慈的本性；拋棄投機取巧和汲汲圖利的心，自然就不會有盜賊。在這裡，聖智、仁義、巧利，都是磨滅人類純真質樸本性的天敵，只要一一去除，個人私心慾望減少，人類才能和平相處，才能達到「無憂」（第二十章：「絕學無憂」）的境界。

莊子處身的時代後於老子，社會的複雜性超越春秋時代，對知識的質疑也系統化地加深了。《莊子．養生主》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理論：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這裡並沒有涉及從人際間的利益爭逐的角度看問題，而只簡單地指追求知識有損生機。只要不求知：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但莊子對人為的制度規範的攻伐卻絲毫不遜於老子。《馬蹄》說：

        「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辟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這裡所說的「蹩躠」，形容不良於行卻努力趨赴的樣子；「踶跂」則是形容墊起腳跟硬向上提的樣子。兩種動作，都是指聖人追求仁義，本不可能，卻偏要用力去做，這不免受到質疑。結果怎樣？縱逸、放肆（「澶漫」）的一切藝術，煩瑣、拘泥（「摘辟」）的一切禮制教條，是使人類鈎心鬥角、四分五裂的根源。《馬蹄》明白的質疑：「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即是說人類如果不廢其天性而常任自然，便用不著仁義了。而「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聖人牽強地造出許多禮樂制度，想要生硬地改變天下面貌；把仁義高懸著作為道德標準來安慰人心，這是人開始挖空心思、竭力追逐巧智去謀利的原始根源。

繼承老子「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的說法，《莊子．胠篋》具體地指「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意思是說徹底摒棄聰明才智，大盜才可休止；放棄個人財物，小盜也不再興起；焚燒符信、打碎印章，民眾才可以返樸歸真；打破量斗、毀壞秤鉈，民眾才沒有爭逐之心；把天下聖人之法全部毀掉，百姓才可以參與議論。這是徹底的對知識以及據之而產生的典章制度的全面質疑了。

或者說，老莊思想純乎「理論」，誇大某種思想意識，務求聳人聽聞，或是把問題說大了，好等社會問題得以彰顯。但知識會帶來禍患，或者（向壞的方向）改變了一個人的生活運程，卻在歷史中得到印證。

宋朝文人蘇軾一句「人生憂患識字始」，可以說是老莊反智思想的一句簡約概括。這是一首長詩《石蒼舒醉墨堂》的第一句。蘇軾寫這首詩時只不過是三十四歲之齡，但對識字——不用說文人之間的文字鬥爭了——給人帶來的憂患已有透剔的視野。或者說，這也許是一時一事的感觸，是否就認為是真道理也說不得準吧。但看多一首詩，也許更能了解東坡的心路歷程。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洗兒》）

寫這首詩的蘇軾，當時在黃州生活，這裡所說的「兒」是他和愛妾朝雲所生的兒子。兒子出生的年份是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比朝雲長二十五年的蘇軾當時四十六歲。每個人生下孩子，都希望孩子聰明，但蘇軾即時聯想到的卻是自己被聰明所誤的一生。聰明，總包括知識與能力，也包括了一個人自恃的才幹而伴隨而生的傲岸。但這些一切，都是會為你招來惡果的。蘇軾語帶譏諷的說「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表面是對兒子的「祝願」，但卻坦率的反諷當權的人不外是一些愚魯之士，諷刺這些人往往可以無災難地做到官場的高位。連寫一首小詩都有這樣的機鋒，可以相信這是蘇軾命途多舛的總根源了。但詩人是無可選擇的，四十多歲的人了，如果命運就只停留在這一瞬，人生悲戚的份量無疑是深沉的。蘇軾對知識的質疑（雖還未至於推翻），思考上也許和老莊接軌的。

知識殘害了一個讀書人，也許還包括陶淵明。陶淵明不是一個厭惡知識的人，他的詩歌和文章多次自述讀書的經歷和享受。但他讀書沒有任何機心，只是從心喜悅而已，即使是著述，目的也在於「自娛」（《五柳先生傳》：「常著文章自娛」）。事實上，他的生活內涵和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夫也沒有二樣。他也頗享受和農人的交往，出現在詩歌的記述如：「日入相與歸，壼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癸卯歲始春懷田舍》）、「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其二》）、「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歸園田居．其五》）等。他喜歡心思樸素的人，所以搬遷也以此為目標：「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移居》）。他也不以生活貧困為負累，所以「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雜詩．其四》）。

知識對他的折磨，是他被認定為有文化的人，甘願過一些貧農生活，有時引人不解。《飲酒．其九》很詳細寫過一次經驗：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於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

田父見到陶淵明作為有知之士，但過著這樣貧苦的生活，也覺得不很適當。他勸陶淵明稍為放下個人的執著，做一個順從時世的人，最少可以改善個人生活。田父的好意，不是一時的感觸，而是經過長期觀察和鼓起勇氣的遊說。結果怎樣？當然是被拒絕的。陶淵明再次重申個人心志：「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事實上陶淵明也不是沒有想過用他的所學謀事，他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約作於二十九之齡，當中便有「投策命晨裝」的經驗。但當「眇眇孤舟逝」的當兒，他已「緜緜歸思紆」。最傳頌的是《飲酒．其九》前一年所作的《歸去來辭》，序中說明他為官不過八十多日便借故離任。

如果不是還有些學問，陶淵明便不會有這樣的思想掙扎。但有思想掙扎也沒所謂吧，總之不仕就是了，你喜歡過平淡的農耕生活，廣闊的農村是會等著你的，知識又何來會折磨一個避世的詩人呢？

不是這樣的，陶淵明的通達知識，正正就是折磨他的元兇。不信，看看他的《雜詩．其二》：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

這詩分明寫了一個有志難伸，鬱結終夜的人的悵惘。他沒有知音，伴隨他的只有靜夜，一個難眠之夜。他只能以酒杯澆自己塊壘。很難理解一個只懂務農的人會有這樣的抑鬱心境。相類似的思想掙扎，陶集中還有很多，是真的智慧在一個人的腦海中起了作用。一個在《歸去來辭》中的「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在《五柳先生傳》中的「忘懷得失，以此自終」的陶淵明，與一個在《與子儼等疏》中的「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的陶淵明，是有意識的矛盾的。

除了蘇軾陶淵明，文學世界不也是充滿了愁煩和憂傷的人物嗎？這些都是很有知識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