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這樣說陶潛：「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這引來魯迅的批評。魯迅認為陶潛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凌遲了。他所持的結論恰恰相反，認為「陶潛並不是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兩者相較，我認同魯迅的看法。

慣常討論陶潛的志向，會引述他早年的自述，例如「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擬古》其六）、「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三）等，認為陶潛年青時也有大志，只不過生活的改變，才令他日後決志成為一位隱逸之士、田園詩人。

從這個角度看，陶潛不單止與政治沾不上邊，甚而是徹頭徹尾遠離政治的人了。這樣的立論其實並不公允。

陶潛的曾祖據說是晉的大司馬陶侃，據《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另：「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云甲子而已」，可知「政治」這樣東西，其實不是沒有在陶潛作品中反映。一說陶淵明字元亮，晉入宋以後改名為潛。假如這說確實，就連名字也是一種政治表態了。

陶淵明歸隱田園，寄寓的心態就是和當世政權決絕。當然他還曾出仕的，史傳記其曾為州祭酒、主簿、鎮軍、彭澤令等，但這都不過是為解決生計，絲毫沒有和政治妥協的意圖。他的作品最少有兩篇談過他出仕的經歷。《始作鎮軍參軍曲阿作》說「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但接著就說「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著名的《歸去來辭並序》說「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但「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去職以後的暢快，更溢於言表。

陶潛並不「靜穆」，還可見諸他申述不遇的悵惘。例如《和郭主簿》其二：「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飲酒》其五：「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雜詩》其二：「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這類抑鬱不平的思緒，有時折磨得他深宵不能入眠。

陶潛很多次提到「道」和「節」，恰好這些「道」和「節」都和儒家思想有關。《癸卯歲始春懷田舍》的「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語出《論語．衛靈公》：「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道」，就是治世之道。《飲酒》其四：「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語出《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節」，是一種不屈的操守。《詠貧士》：「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安貧和求富，不也有些孔子「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而不可求，從吾所好」的意味嗎？當然屢勝之「道」，就是一種仁義之道了。

陶潛還有幾句詩，直接頌揚孔子：「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飲酒》其五）這首詩通篇從文化事業角度褒揚孔子。「少復真」，就是抨擊當時社會虛偽的風尚。方東樹解這幾句是：「而己之所懷，則願學孔子，從事如此，亦欲彌縫斯世。而有志不獲，惟有飲酒遣此悲憤也。」這就是「空負頭上巾」的思想根源。

這些一切，都說明了陶淵明有用世之志，如果政權合法，政治清明，出仕並不是苦勞；如果不是，就只有脫然歸隱，其抉擇就正如孔子所說的「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所以陶潛多次申述名利不可恃，如「一世異朝市，此言真不虛」（《歸園田居》其四）、「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擬古》其四）、「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挽歌詩》）等，詩歌創作多景仰不遇或遯隱之古人，如長沮、桀溺、鍾期、伯牙、莊周、荊軻、班固、劉龔、袁安、田子泰等，就是儆戒政治使人陷得過深，「違己詎非迷」（《飲酒》其三）。

陶潛歌頌大自然，從心嚮往。但欣賞自然，總得保持清醒頭腦、亮麗目光，但偏偏他卻嗜酒。他勉強出任彭澤令，自知「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但垂涎的是「公田之利，可以為酒」。《宋書》本傳載江州刺史王弘欲識陶潛，不能致也，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邀之，潛欣然便共飲酌。臨去，留二萬錢於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醉而後歸。顏延之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此外貴賤造之者，有酒輒置。不是對世途鬱結有會於心，很難理解陶潛為何和酒結下不解之緣。

《雜詩》其二的兩個句子：「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認真地剖析意會，可以看見，陶潛內心深處的靜穆，畢竟是無跡可尋的。了解陶潛，要和當世政治掛鈎，才能看得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