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則新聞，鉤劃出香港方志材料編製的一些新輪廓。

嶺南大學舉辦「香港方志座談會」，是鑑於年前文化委員會建議編纂香港地方志，嶺大因而發起討論地方志的編修工作。

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也透露，民政事務局正準備編寫《香港誌》，並有具體的負責對象和工作預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編寫《香港誌》是文化政策的一環，計劃向公眾收集歷史資料和圖片，甚至口述歷史等，希望能重塑香港的集體記憶。

方志編搜和集體記憶

方志材料的搜集和編製，作為「文化政策」的一環，它的具體作用，是為一個地方保存較豐富翔實的歷史材料，既彰示歷史發展的蹤跡，亦備研究徵引之用。能否具備重塑集體記憶的功能，相信還在其次。

香港近年政治生態，隨著管治者威信日漸下降，無疑是站上了一個發展的分岔路口之上。不知是否出於某些人的主觀意願，編纂方志，也給附會了現實的意義。像中大歷史系教授郭少棠認為：「香港目前社會分化，亟須感情凝聚，若能塑造香港的集體記憶，將有助社會增加凝聚力」。

其實，社會分化是政治問題，需要的是政治解藥，而非文化解藥。重塑集體記憶固然可以，但記憶總有苦甜之分。香港人經歷百多年的艱辛，胼手胝足打造一個繁榮的現代化大都會，某些集體記憶的模塑，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下鼓動人心。但一些較令人傷感的政治事件、社會事件的回憶，卻又很容易使人確信，香港的政治、社會發展同時又充滿著晦澀和辛酸、是走在一條無可奈何的歷史長途之上。由此可見，「重塑」的結果，將會很多樣化，未必就能增加社會的凝聚力。情感凝聚的設想，效果或許走到和預期相反的方向去。

香港同樣需要歷史

香港需要的是書寫一段翔實而沒有預設政治目的的歷史。「誌」是一個起點，「史」是一個終端，在蘊構的過程中，還歷史材料的搜集、編製一個客觀中肯的作用，讓群體活過的足跡，留下那管是不同方式的文字及圖像的印記和論斷。

一個意見紛紜的社會，無疑很容易墮入一種迷思：「誌」是客觀的、資料性的，不會引起爭議；「史」則涉及對於各種歷史的主觀詮釋，論述會有相當冒險性。像郭少棠舉出六十年代左派發動的示威，「要作詮釋，政治上將會變得敏感」，「誌」的編撰，「可避開這些敏感的政治問題」。

這樣的擔憂，確是有些匪夷所思了。歷史的編寫，從來就不能避開編寫者個人的判斷和看法，只有透過史料的搜尋和序列，加上客觀的論證，歷史的真象才能彰顯。像六十年代的暴動，是反英抗暴還是文革遺害，總得有個說法，刻意迴避「敏感」，歷史的真象也會變得模糊不清了。

香港的發展史，無疑有它可歌可泣的一面。一個七八十歲的長者，活在香港，聞見所及，就能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政權淪陷、國內難民湧港、六十年代暴動、文革狂飆波及、香港經濟起飛、港英開放治權、中英前途談判、六四政治風波、九七主權回歸、移民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歷史圖像，珍貴的歷史回憶，若錯過時機，沒有適時做些系統的搜集和保留，讓它隨著時代的消逝而湮滅，未必不是一件可惜的事。

香港需要「誌」，香港也需要「史」，或許這樣的集體記憶才會更有內涵、更有意義。

23/6/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