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第十三)

「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史記．商君列傳》）

看了上述兩段引述，很顯然孔子的距離法治很遠，商君的距離法治很近，甚至就是法治了。

「直躬」，就是實踐遵行正直之道的人。這人因父親偷羊而去告發，葉公引用這例子，自然很欣賞他的行為，甚而覺得「吾黨」有榮焉。孔子的反對是意料中事的，估計他是在很氣憤的情形下把事情「說大」了：「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這樣才是正直」。

孔子並不很重視法治

如果不考慮其他，無疑葉公很「法治」，孔子很不「法治」的。但這「其他」其實也很重要，因為父子之情感關連，是與生俱來，沒可能否認的。你選擇不告發父親，是情理之常。即使因法的緣故，最後是告發了，但兒子可能會心有戚戚，甚而產生罪咎感，這已不是一句甚麼崇尚法治可以了得的。

商君的施政，法治為表，其實卻只是嚴刑。「連坐」的被罰者，根本沒有犯法而受牽連，這已違背了法治的原則。至於腰斬、受上爵，是擴大賞罰的程度，以收管轄的良效，同樣不是正常的法治。

法治其實一定要與民智開發同步進行。孔子是中國第一位教育家，對知識的推廣有很大的貢獻。但孔子對「民」有時是很有成見的。《論語‧泰伯》中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在甚麼情況下說「老百姓可以使他們照著我們的道路走，不可以使他們知道那是為甚麼」這兩句話已無從稽考了。用現代人的觀念看，這是集專制與愚民於一身，和孔子一貫對求知的誠懇態度固然是不同的。對民這樣看，要求法治是遙不可及的。

年代比孔子晚超過一百年以上的商君也好不了多少。他雖然治民，但卻不信任民。他說「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說見《史記．商君列傳》）。他對秦民的品質或許太了解，但這類刁民卻也不是沒法子教化，看看商君治民的成果就可知道：「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盗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

信用是對民眾關懷愛戴的表現

推行法治是需要信用的，商鞅對此非常明白。他治秦之初，明白秦民習慣失信（或者是秦施政習慣失信），所以想出了「徙木立信」來確立法治的權威。可是他自己卻是一個背信棄義的人。他替秦將兵和魏交戰，出賣魏方的將領、他的好友公子卬，最後是攻服其軍，盡破之以歸秦。所以商鞅的法治，只是個人謀取權位利祿的掩眼手法而已，沒有以國家福祉為念。相對來說，孔子對信用的問題比較執著，他很早已明白「民無信不立」，信用有時比足食和足兵重要。（見《論語．顏淵》）

講信用，其實是對民眾關懷愛戴的一種表現。孔子提倡德治，他在《論語．為政》中明白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相反商君去德是遙遠的，秦國的賢才趙良教訓他的說話擲地有聲：「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歸根究柢，天資刻薄人（司馬遷評價商君）只用「浮說」以強化孝公的「帝王之術」，失去了推行法治的基本誘因。

回頭再問題目的問題：中國古代甚麼時候錯失推行法治的時機？孔子的春秋時代，法治甚麼的，根本無從說起。孔子尚德，人格教化上崇尚仁，如用在施政上，有可能推出利民措施。但儒家思想重視人倫關係，孝的觀念根深柢固，加上君權絕對，嚴肅的法根本沒法子有效推行。

商鞅的戰國時代，法是一小部份有法治思想的持有者所推行的政治理念，而且初步也有成文法的概念（《韓非．定法》：「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商鞅也有以法衝擊君權的嘗試（如《商君列傳》載：「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可是法的內容過於慘酷，沒能在仁厚施政的基礎上推行法治，最後作法自斃，同樣錯失了推行法治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