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7/2014

社會愈來愈政治化，學生似乎也愈逃不了被利用的遭遇。

過去公開試放榜，「狀元」自然不免成為追訪對象。訪問甚麼？大多數是問有甚麼個人學業或事業理想、平日讀書的方法、成功秘訣，或有何忠告給學弟學妺之類。但現在已不同了，像某報章在放榜日，追訪政治議題，問「狀元」有何看法。看到「狀元」的答案，應知問題的針對性。比如說，一位「狀元」表示公民提名有必要，因其符合國際標準；支持「和平佔中」爭取普選，但不會親身參與「佔中」。另一位表示自己雖無政治立場，亦不熱衷參與政治，但認同「佔中」有作用。當然也有一般性的議論，例如被問到會否擔心《一國兩制白皮書》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被訪者表示相信法律界人士會堅守原則，不會輕易失去司法獨立。有些訪問甚至坦率問到對特首人選的看法，有被訪者指希望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當上特首。

學生是社會人士的一份子，當然應對社會事務有認識，能有個人看法更好。但在放榜日用這些議題作問題，自然少不了要求政治表態。如果答案和提問者預設的立場相符，大抵更可大做文章，加強對某些議題宣傳的效果。

一種說法認為，政治議題，「狀元」可以答，可以不答；就是怎樣答，完全自由，記者與「狀元」之間，不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因此，不存在被擔心的「強迫政治表態」。但作為一個社會歷練還不很深，特別是對不同政治群體背後的政治動機還不甚了了的年輕人，要他們公開說一些敏感事情的看法，以達到被利用的目的，本身便不很公平。過多些日子，或簡單到了他們大學畢業，或有更多的社會經驗，再問這些問題，或許會較適宜。

這不禁使人想起去年七月「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到協恩中學演講宣傳「佔中」活動的事情。由於講者身份的確定，演講當然是宣傳「佔中」這被稱為公民抗命形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非討論公民抗命的正反意義，和是否應在這個政治事件上採用。戴並不掩飾公民抗命是違法行為，但卻認同實行這做法，可令社會產生張力。他強調學生未足十八歲不應參加公民抗命。

但十八歲，很多在場聽講的學生，不消一兩年便到了。如果認同其「理念」，是否真的「佔中」到來，學生就有足夠歲數參加？當然你可以說是否參與，學生還有自由意志的。但如果這樣，演講的目的何在？沒有絲毫的鼓動性嗎？

最近，某中學被指有音樂老師在學校週年音樂會綵排的時候，放置一疊「反佔中」表格在禮堂一處，呼籲學生投票參加相關活動。事件被揭發，老師聲稱是校長指示，但校長卻否認，反指是教師自己帶回校「試水溫」，看看學生的反應。不是當事人，不知這些表格來歷，也不知是否有比老師或校長更高層的人指使，而校方不便透露。但不論表格來源，要（不要說強迫了）學生參加相關政治性活動，而且是確立某種政治觀點，用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本身便很有問題。

學生當然不是政治的絕緣體。學生參與政治活動，除非少數出於自發，否則應停留在討論、認知、學習的層面。在校內，因應某些課程或活動的需要，組織演講、辯論、商討等，都可以，但卻不應鼓動參與，尤其是涉及校外的政治活動。一些事情，在成年人充滿機心的舞弄下，原有預設的目的，心智還未成熟的學生，如果被迫成為一些籌碼，或被利用的政治工具，這是很可惜、或很過份的事情。在這些情況之下，已和教育完全脫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