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0/2007                                        

曾蔭權的文革論：「民主發展走到極端，便會出現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惹出不小風波。批評是來自各方面的，包括中方的官員、香港的政界和學界中人。相比於「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不到位」、「反映對歷史認識不足」、「不倫不類，愚昧於歷史」等說話，要求「所有香港人應加強國民教育」，已是相當克制的評論。

社會工程其路漫漫

剛公布的《施政報告》認為推動國民教育是一項社會工程，應「通過種種方法和渠道，……提升青少年對國家發展的了解和認識，……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認識，使青少年建立民胞物與的情懷，……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言者諄諄，但和曾氏文革論撞擊起來，結果是頗為晦澀的。不是因人（曾蔭權）廢言（《施政報告》的建議），而是，結果反襯出「社會工程」的建設確是其路漫漫。

從一位推銷員到殖民政府的技術官僚，以至今日位極「特首」，身份是有多重的轉變了。恰恰中國文化的元素，從一貫「親英」（英文學校、港英政權）的背景來說，表現出來的，卻是不同的「弱項」。文革論的錯判是歷史的範疇，以國歌吹口哨是公民意識的範疇，把「造詣」讀為「做紙」是語文的範疇。「政治家」的落落大度，刻意指瑕是吹毛求疵，卻恐怕一旦墮入政治不正確的迷霧中，難以自拔——國民教育以至文化教育因而相當重要。

經濟城市沒有文化內涵

由政治人物的反面教材而引申到「人人應加強國民教育」，似乎是一低難度的「指定動作」。然而，「通過種種方法和渠道，包括教學、師資培訓，……提升青少年對國家發展的了解和認識」，如何實踐，卻不免使人納罕。「方法和渠道」之一，電視新聞前播國歌，有沒有效果，看看餐桌前的人群若無其事，繼續進食就可知一二。中國歷史科一定有提文化大革命的，可是中史在初中卻早已淪為「閒科」，每週兩個教節，可有可無，在新高中課程中，更幾乎找不到確實的位置。通識教育側重的是多元化的教學素材，國民教育的內涵無法聚焦。大學之中，歷史文化藝術科系收縮的收縮，裁汰的裁汰，好此道者慨嘆即使不是「走投無路」，但「揾食艱難」，確也路途崎嶇。大眾媒體推崇嚮往的是把七萬變三百五十萬的「少年學生股神」，以及因股票市場暢旺而催生的力壓內地同胞、數目大增的香港億萬富豪。理財致富書籍長佔暢銷書榜前列位置。什麼土壤蘊生什麼產物。國民教育的種種「方法和渠道」，如何建構，確費思量。

自曾特首言論「出事」，輿論嘩然。有親政府政黨人士告誡政敵不要貪得無厭，咄咄迫人，要「見好即收」。什麼是「好」？特別行政區第一把手說話犯禁要倉皇道歉是「好」？「收」些什麼？「收」起《基本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由是觀之，相關人士要「惡補」的又不止是國民教育，還包括語意修辭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