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2005

回歸以後，香港在教育的範疇上進行了不同的改革，引來了社會不少爭議。有人說香港多樣化的教改，為原有相對穩定的機制添煩添亂，令學者、教者、家長怨聲載道，甚至製造了一個難以收拾的局面。真實的情況是不是這樣，見仁見智。但由教改的「亂局」而質疑香港是否應沿用過往的精英制，則是一個很常見的思考邏輯。

當然要界定怎樣才叫做精英制。如果以香港的實踐經驗來說，精英制的意思，其實就只等如在教育制度的質和量上加上人為的限制，讓一小部份人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去製造限量版的「人才」，玉成其所謂精英。 

香港真有這樣多精英嗎？

毫無疑問，精英制是以產生精英為其標的。過去，精英制（如果是）是否能為社會製造大量精英，真理似乎應以實踐作為檢驗的基礎。精英，理論上是應涵蓋不同的範疇：政治上的、學術上的、經濟上的……。長期以來，香港社會普遍缺乏政治人才。回歸以來，施政失誤頻頻，政府高層例如政務官之流，不能完全逃避責任。很多人都會有相近似的懷疑：香港的官僚架構龐大精密，高官大都薪高祿厚，香港納稅人在他們身上用了不少錢，為甚麼不能為普羅大眾帶來或製造一個穩定的社會局面？一些大學、半官方機構的上層人物，算得上是精英了，但最近連番爆出諸如以特權批出學術合作計劃、以公費繞道旅遊等新聞。公費全資挹注的機構，管理層「肥上瘦下」、浪費公帑的現象屢見不鮮。香港傳統「發三師」（會計師、醫師、律師），「三師」之「發」，正正都是「搵錢精英」，他們在個人地位、財富的得著，和回饋社會的質量比，是絕對不成比例了。最新近的例子，考試局的高層，薪津接近十萬，算得上是精英了，卻搞出了七萬考生試卷積分大覆核的笑話，在他們的操作下，莘莘學子人心惶惶，算是交上噩運了。

教育普及不是罪過

精英制的反面是普及。教改失誤，賬是條件反射地算在普及的設想上的。例如：特區成立以後推行的母語教學，被認為拖低英語水平，使教育的成果陷於一種均貧的現象。又如：2000年的《施政報告》，期望在十年內把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到60%，這一方面被認為逐漸製造、累積了一大批高學歷的受教者，不能對應傳統高卑分際清晰的就業勞工市場。此外，小學升中banding由五改三，迫令個別英中轉為中中，又被認為是加速教學平均主義濫觴的罪魁禍首。

一系列的「理據」，無非就想說明，走普及教育的方向會製造社會秩序的失衡，使工商界賴以生存發展的英語人才水平下滑，影響他們製造盈利的順暢，從而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香港仍是一勞工密集的市場，「高學歷」是人們生活發展的障礙，令他們要為自己就業的失敗背負一個超凡的重載。英語教育是傳統精英教育的精粹，在學習語言上的解放，選擇一種學生最擅長、最有教學效益的學習語言，又是和「精英制」對著幹的消極措施。

但時代的巨輪是前進的，教育不是一小群人的專利，在經濟蓬勃但高等教育畢業生數目遠遠落後於先進國家的香港尤其如此。何況，假若你是精英，在任何制度下你都是精英，不是只有在「精英制」的蔭庇下，你才能成其所謂精英。今日，對教改還存有多樣化質難的人，不妨想想精英制是否和社會的健全發展走著背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