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中有兩次重要的以文物殉葬的事例：一次是唐朝的太宗以王羲之的《蘭亭序》殉葬，一次是明朝的吳洪裕（問卿）以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卷》殉葬。前者是「土葬」，後者是「火殉」；前者是傳說，後者是事實；前者「成功」（如果傳說是事實），後者「失敗」。

唐太宗以《蘭亭序》殉葬，雖未能確證，但卻很可能是事實。歷史上有很多關於《蘭亭序》流傳的故事，例如王羲之完成《蘭亭序》後，極為珍重，視為傳家之寶，代代相傳，直到七世孫的智永手中。智永出世為僧，將祖傳的真本給了弟子辨才和尚，最後被很欣賞《蘭亭序》的唐太宗派遣監察御史蕭翼用計謀賺取回來。據說太宗死前有遺詔要求死後頭枕《蘭亭序》，所謂「生則同榻，死則同穴」，最後《蘭亭序》因此秘葬於昭陵。

當然故事是不止如此的。據《新五代史．温韜傳》載後梁耀州節度使温韜曾盜昭陵，悉取所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蘭亭序》是否在其中，難以肯定。又有一說，據宋代蔡挺在《蘭亭序》的跋文中指《蘭亭序》偕葬之時，為李世民的姐妹用偽本掉換，真迹當留人間。

現存《蘭亭序》是唐人摹寫本

這類傳說，真偽無從確定，但《蘭亭序》曾被拿殉葬，較確實的理據是唐太宗得到《蘭亭》以後，曾命弘文館拓書名手馮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鈎摹數本副本，分賜親貴近臣。這些摹本因而傳世，其中尤以馮承素的《神龍本蘭亭》最能仿真。太宗需要如此，大概是對《蘭亭序》另有企圖，因而致之。

相對來說，《富春山居圖卷》被拿殉葬，事情相對簡單和清晰得多。黃公望完成《圖卷》，已預言此卷將逃不出被「巧取」與「豪敓（奪）」的命運。畫卷是正如黃公望所言是留給他的師弟鄭樗（無用師）的。但據現存台北故宮的《富春山居圖卷》的藏畫圖鑑，鄭樗以後一百多年間沒有鑑藏家的印記，直至明代成化年間的沈周曾短暫擁有，以後輾轉落到明末清初的藏家吳達可手中。吳達可的「雲起樓」珍藏長卷三四十年，直到他的孫兒吳洪裕（問卿）由於和圖卷朝夕相處，太愛這作品了，因而決定火燒圖卷以作殉葬。

一般人對於拿藝術品來殉葬的理解，總會覺得：「太自私了，自己都死了，為何剝奪別人欣賞的權利？」但我卻較認同蔣勳先生在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導讀」的說法：「美在時間裡存在或逝去，其實都有世俗不可解的蒼涼……美的眷戀深到如此，愚痴、執著、纏縛、牽絆，無法放手，無法瞑目。」

在封建君權的時代，皇帝有擁有一切事物的權利，死後要拿甚麼殉葬，別人無得置喙。即使不是皇帝，你用金錢購買得到東西，也有拿這樣東西燒毁的權利。公共產業這種後起概念畢竟是淡薄的。

文物殉葬也有正面意義

但假如不這樣看，就是從文物流傳的現實理解，唐太宗拿《蘭亭序》陪葬也不是甚麼萬劫不復的事情。畢竟是晉代的文物了，不管你用紙還是用絹，總會有毁損磨滅的一天。幾年前曾有一幅晉朝索靖的《出師頌》拿去拍賣，號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書法作品」，但後來被文物鑑證家肯定為膺品，原因是晉朝的紙和絹根本不能保留到現在，更無論書法了。《蘭亭序》即使出現過，大概也不能逃脫這命運。

就是唐太宗有陪葬的私心，所以預先要馮承素、褚遂良、虞世南幾位書法家摹寫《蘭亭》，並刻石印行，這對藝術品的流傳不無幫助。而且唐朝盛世，書法藝術伴隨國力有一定的發展，幾位書法家以他們的認知和造詣摹寫，從不同角度把書法藝術作深一層次發揮演繹，也未嘗不是好事。這種有系統地保存藝術精粹的做法，和唐朝和尚釋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保留王羲之書法藝術的神采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富春山居圖卷》，情況和《蘭亭序》並不相同。元朝的作品，如果能妥善保存，保留至今天應是有可能的。《富春山居圖卷》逃過火殉，冥冥中是有天意的。清順治七年，吳問卿病重，無子，決定把畫卷投入熊熊烈火中，陪伴自己離開人世。可幸在危急時候，他的姪子吳貞度在火中救出畫卷。畫卷的第一段燒去一截，其餘的就完好無缺。後來把最前一段上下的火燒部份截割，重裱為一橫幅，就成為了以後的《剩山圖》，其餘部份稱為《無用師卷》。

黃公望繪畫《富春山居圖卷》期間，曾先擬過一段跋尾，是給他的師弟鄭樗（無用師）先立存照：「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當為著筆。無用過慮

，有巧取豪敓者，俾先識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難也。」寫跋尾的時間是元至正十年的庚寅，不巧經歷多三百年，五次甲子的輪轉，到了順治七年的庚寅，《富春山居圖卷》便經歷一次火劫而救回，這大概是黃公望的「無用過慮」的預言的靈驗。

三百六十年後，歲次又在庚寅，分處海峽兩岸的《剩山圖》和《無用師卷》合璧展出，成就了中國文化史中作品離離合合的另一次好機緣。沒有火殉這回事，或許沒有畫卷以後的很奇妙的閱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