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006

羅范椒芬說「如果係（因教改），點解淨係兩位教師呢」、李國章說「無法接受挑戰者可退休」，這些關係教師工作壓力的言論是否「失言」，筆者無意深入探究。但現今教育的運作流程，決策者與政策的承受者之間顯然存在著深層矛盾。

矛盾存在的根由，是政策局和學校之間的官僚文化、學校管理層和教師之間的專權文化普遍存在。

政策推行很官僚 

一月十一日「教協」遊行請願，打的是「一羅教改、一殼眼淚」的標語。「一籮」傾出多數量的政策文件，熒光幕前無法細覽，但此類文件幾多件是得到教育前線工作者的全力支持的，很成疑問。過去語文基準試出籠，引出紛紛眾議，最後是政策修修補補，加入某些豁免機制，才能頒令實行。教統局推行對學校的外評，坊間議論多指出四年一評妨礙學校運作。考試局每年收取可觀的考試費，但大石砸蟹般把中英語文科校本評核責任無償地卸到學校老師身上。最新一期《教協報》頭版便有數篇文章指出學校評核條件仍未成熟，研討會中有老師表示校本評核「做到喊」。至於課程改革的層面，是否常用「假諮詢、真推行」的手法，也使人質疑。不妨以語文課程改革為例。記得四年前五六月間出席一個「高考文學科」課程改革諮詢會，印象深刻是會上考評局高官還侃談世界杯決賽盛況。但課程是翌年九月新學年正式採用的，如果真的還在收集意見階段，一年的時間無論如何不足以確立課程細節、編輯出版教科書。新近的中學中文科「單元教學」課程，是不是長官意志肆虐，無視前線教學者施教困難，也不免啟人疑竇。擾攘之下，最後只能以「範文沒有取消，而且還有九百篇」之類的說詞以杜悠悠之口。

以上例子，不知能否說明：專制是最有效率的行政手段。但政策是推出了，受眾也被迫接受了，決策者和執行者的矛盾也加深了。

專權的管理文化

學校管理層和教師之間也瀰漫著專制文化。學校等級壁壘分明，校長作為一校之尊，權力基本上是沒法質疑的。理論上，校長之上有校董會，但香港學校的校董，大多由一些不怎麼懂得教育深層運作的人擔任，既不專業，只有放權，於是造就不少「一言堂」、「土皇帝」。最近有名校教師狀告校長誹謗，想是情況到了無法忍耐吧。但大多教師為保「飯碗」，不合理政策也不能不逆來順受，於是工作量無限制地增加，會愈開愈多，文件愈做愈瑣細，但有多少真能提升教學效能？現在不少學校惡性競爭，鬥遲熄燈關門，老師七時八時下班已屬尋常。挑燈夜讀，師生共苦，想想這些無償勞作，有多少老師甘願承受？無計，人人頭上一把尺，用來量度你的「工作表現」，於是體能與意志受著嚴峻考驗。「教師跳樓，無關教改」，或許是吧。頂不過來的，「肥雞餐」是等著你了。但吃了「肥雞餐」而變相失業，經濟壓力又頂得下去嗎？

現今社會喜說和諧，但教界卻有著深層矛盾，離和諧是很遠很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