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Jobs》——香港教育走錯了甚麼路?

30/11/2015

一篇報道文章,介紹在美國近期一本暢銷書《The End of Jobs》中,作者試圖解釋一個問題:美國資訊科技發展蓬勃,造就了不少創科巨企,可是卻沒有為美國就業市場帶來新動力。過去數年,美國工資只維持在每年0.5%的增長。

書的作者Taylor Pearson指出,在科技全球化急速發展下,「打工仔」已步入末路(The end of jobs),未來會是創業家輝煌的時代。他引用了數據支持他的說法:1948年至2000年間,美國職位增長數目是人口增加的1.7倍,「打工仔」供不應求。但由2000年至今,人口增加卻是職位增加的2.4倍,「打工仔」變得供過於求,已不吃香。造成這現象,Pearson提出三個原因:一、過去10年,全球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企業能招聘任何國家的通訊科技人才,大量工作遷移發展中國家。二、機器不只取代藍領工作,更逐漸取代以知識為基礎的白領工作。三、傳統大學學位供應充裕,其價值已大幅下跌。

職位減少,全球皆然

    我是非常贊同Pearson的分析的,而這現象用在香港也很貼切。近年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薪金有的低至只有4位數。傳統的白領已不及藍領吃香,但藍領卻一直被視為較低水平的職業,非有特殊體能和獨特工作能力者無法勝任。現在有不少大學生想創業,做「文青」,或發展過去一般人不會想到的職業,可說是迫於無奈,但也算是應對了時代發展的趨向。

要明白「The end of jobs」的時代的來臨,教育自然也應作出改變。香港教育,可說遠離了這個競爭時代的需求。不妨舉出幾個固有路向,看看它如何和時代走著相反的路。

第一個是兩文三語政策。人愈能掌握更多的語言技能,愈能在職場找到位置,這點我不置疑。但天下無免費的午餐,你花時間去建立你的語言能力,變相在其他方面的發展就打折扣。何況能掌握一套外語(或不常用語文),要花的時間和心思不少,人的創意頭腦就很容易給埋沒與摧殘。兩文三語用在甚麼地方最好?推銷員啦,侍應啦,文員啦,可是這些都不是「心頭高」者的理想職業。何況前文Pearson已提及,通訊科技會逐漸取代以知識為基礎的白領工作,可見單從求職角度看,為熟悉兩文三語而放棄思考的培訓,其利不及其害。

第二個是重英輕中的教育現狀。這現狀已不用多解說了,英中吃香,現在更爭逐國際學校。家長要子女英文好過中文,現在更完全放棄中文也在所不惜。但英語的熟練,卻不代表你有創意的腦袋,或有特殊的生活技能,而把這些技能的發展貢獻在你的未來職業上。用不擅長語文(非母語)學習是創意發展的天敵。就正如前文提及Pearson的看法:企業能招聘任何國家的通訊科技人才。你在香港,學英文可以好得過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嗎?這些人在全球為數不知幾多,你有信心單憑英文就能出人頭地嗎?

傳統學習觀遠離現實需求

    第三個是竭力追求大學學位的教育現狀。香港教育的學習設計,由小學到中學,都是以追逐學業成績,或最終考上大學為目標。學校重視學習上的催谷和操練,都是想小學生能派得好中學、中學生能順利考進大學。不少中學生,在十多年的苦讀下,無疑能闖過很多關,進入大學。但成功取得學位,很多在學業上已耗盡心力,心態上,進大學不是學習的開始,而是學習的終結。有些連大學想讀甚麼科也拿不定主意,不要說在個別學科創出成就。過去大學學位少,職位相對多,大學「沙紙」或者是求職的保障。但正如前文引述Pearson的說法,傳統大學學位供應充裕,其價值已大幅下跌。如果還是為大學畢業能證明甚麼,已是不設實際的想像。

若認同前面的分析,可以說明香港每天的教育運作,參與其事者每天勞神損智,其所得可能和將來實際可得有著很大差距。果如此,又何必把學習弄得這樣艱辛?學習的過程是愈輕鬆愈好,最少能讓學生把心思發展在個人潛能和興趣的培育上。有創意頭腦的,多做些(一般人視為)無聊的實驗,追求自己有興趣的知識;有藝術、體育、音樂天份的人,也應多發展個別技能,即使在商業社會上對「搵食」沒有大幫助,但最少個人健康和心智不會受到太大的摧殘。

在「The end of jobs」的時代,你還以為最傳統的學習價值觀就是就業的最佳保障嗎?

筆者按:本文剛寫就兩天,政府統計處發表最新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擁有副學士及學士教育程度市民,失業情況較學歷較低的市民嚴重。擁有學士學位群組的有約3.9萬人失業。若按失業率計算,副學士群組達5.9%,較全港整體失業率高。數據能佐證本文論點,謹錄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