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2016

當香港教育運作出了問題，比如近日學童自殺數字趨升，很多人自然都會歸咎於教育「制度」，呼籲要對教育制度多做改善工夫。

但香港教育制度倒還不算太壞吧，最少比殖民地時代有了些改善。例如學制，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等分級，大致上和世界接軌。近年推行的新高中制，把舊有七年中學改為六年，讓大學多一年，算是符合學習的要求。

中學文憑試由舊制的三年兩試改為完成中學一試，減低了學習的艱深程度。學科也做了些解放，中學已沒有了文科理科的規限，學生可因應個人興趣選科，而且科目也減少到兩至三個選修科。

學校的班級因應升中人數減少，也由原來的32班縮減為24班，每班人數也有下調的趨勢。教育政策規定，學童每年的上課天為190日，有90日的學校假期；每日課時也有規定，大概8時上課，下午4時總應該放學了。

殖民地時代流行的英文中學，令學童不問能力，大都以英文學習一般科目。近年由於教學檢討，發覺純英學習帶來不少問題，於是因應學童能力分流，學校也不單純稱英中或中中了，概以學習語言分班，一校之中有中文班英文班之分，適應不同能力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

這樣的「制度」，雖不算完美，但也總算是頗像樣了，做為何總有些人不「收貨」，出了教育問題時總呼籲要改革教育「制度」呢？

我想不應把帳歸咎於「制度」的表面，而著實是執掌教育「制度」的人出了問題。

就拿最近教育最熱門的問題TSA做例子吧。TSA是中小學的學習評核，不計算入個人成績，用來調校學習方法和作為課程分析的依據。如果按照推行原意，考評局每年分發一些程度適中的試題，學校安排測試。分數既不計入學生個人成績，教育局不用數據威迫學校，學校對TSA成績沒有任何苛求，教師不編配額外的操練，學生定時完成試卷，評卷數據上呈作分析之用，一切運作暢順，應沒有甚麼人會有非議了。

但現實是，執掌教育工作者在每一環節都加一把，令「制度」扭曲，例如教育局以數據唬嚇學校；學校決策者為做靚數據，施壓教師加強操練；教師為求個人榮辱以至職位穩定，加入催谷行列。於是：功課擠壓、假期操練、練習簿數目嚇人、考試壓力沉重……諸如此類後遺症相繼出現，於是廢除TSA成了社會運動。

但，究竟是「制度」出問題，還是人出問題？而且論催谷，TSA應不及DSE深而廣，為何後者似乎不會有很多人反感，而且補習成行成市，家長不反對更甘之如飴，但前者就飽食「死貓」，理由何在？最合理的解釋是，DSE操練（對個人發展）有用，TSA沒用，未能滿足家長功利心態。

又例如日漸普及的「普教中」（以及類似的「簡代繁」）吧，學校熱中，但卻有帶來學習反效果的非議，又有人對教育「制度」說這說那了。但且慢，「普教中」甚麼時候給列入「制度」的？教育局也說不得准吧，但偏偏執掌校政者（例如校董會、校長）卻極力支持且努力實踐。這類未經教育原理檢定和教育效果評核的，也算很重要的教學改變，就給一些教育門外漢把持兼推行了。到了出了大問題（例如DSE中文科成績倒退），又有人要號召教育改革了。

相關導致這樣那樣的教育問題實在太多了，但稍有理性頭腦的人，都不應事事歸罪於教育「制度」，而讓教育劣質化的教育操作者輕易「甩身」吧。

在TSA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教育局曾有建議，讓家長投訴學校無理施壓的例子，使沒有考試壓力的測試回復它應有的功能。這做法應是敷衍一下社會訴求吧，如果認真執行兼有後果的，也倒不會全不湊效的。但當校長會批評教育局離間家校關係，事情就很易改變，建議可以消失得無蹤，於是最後大家又會把針對的矛頭一齊指向教育「制度」了。

是的，香港教育問題是危機深重的。看到學童學習壓力的沉重，每天功課積壓，沒有發展其他生活興趣和鍛鍊體能的機會；學校當局不管甚麼190日上課天、90日學校假期的規定了，放學以後編排密密的補課時間表，假期大部份時間也得回校上課或溫習，逐漸成為「常態」；校長責成教務或科主任要求教師填寫補課時間表，「勤力」（不要說「瞓身」）的會對（教師）「考績」有幫助。

在社會層面，家長追求名校，壓迫子女學習，「虎爸」「虎媽」大行其道；小小學童要學懂十八般武藝，不問能力只往英中裡鑽，而且大力支持學校「普教中」，課餘也鼓勵子女多讀簡化字書，好和國內接軌。

面對這一切，你還得有贊成或反對的權利，但如果運作不合己意，似乎要把批評的對象對準教育的執掌者，而非其「制度」。當然有時是參與施壓者的行列，但到了不利於己的時候，換個角色又可變回受壓者，對教育問題以至社會現象指指點點，甚至伙同子女做了教育「制度」的受害人，形成了一種社會勢力，那真要教人大開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