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出席項羽宴請的鴻門會，不待宴席完結倉皇出走，史書記：

    「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史記．項羽本紀》）

這裡提到，由劉邦軍營到項羽軍營相距四十里，如走閒道（小路捷徑）則是二十里。

兩營是否真的相距四十里，是第一個疑問。大路相距四十里，小路則可即時縮減一半成為二十里，是否有這可能，是第二個疑問。

《史記》《漢書》記錄不一致

我按相關情節檢視《漢書》，得出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漢書．項籍傳》：「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細節完全省略，並把線索轉到《高帝紀》中。但《高帝紀》中關於「鴻門會」的情節，大體依據《項羽本紀》，唯獨是上引一段四十里和二十里之別，完全省略，可以看到班固對於這樣的記述也是存疑的。

這又不免使人質疑，司馬遷用小說筆觸寫歷史的「老毛病」又出現了。

但無疑，有了四十里和二十里的描述，整個「故事」會是生色不少的。四十里，代表兩地相距頗遠，如果劉邦逃跑，給項羽知道，要追還有可能來得及。但劉邦急忙生智，說有閒道只有二十里，這點鋪墊卻有神來之筆。第一，這反映劉邦對當時地理環境了然於胸，顯然事前做了「功課」，可以看出這位爭天下的人物不只一名老粗，在細節上還是很用心很仔細的。第二，劉邦走前叮囑張良：「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如果兩軍相距四十里，「至軍中」要走多少時間？恐怕不短暫吧，張良怎麼可以拖延這麼久？但變成「二十里」，恐怕難度即時減半。所以下文「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勉勉強強不會是不可能任務。第三，不要忘記沛公形容走程：「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好一個「不過」，把那時劉邦那種趕急恐懼，渴望盡速逃離現場的心理狀態刻劃得淋漓盡致，證明甚麼「隆準而龍顏」，某個場合到底只是一個尋常人。

走四十里還是走二十里都有虛構成份

所以，不論走四十里走二十里的情節，究竟是完全虛構還是有少許真少許假，對於歷史真相不單不會歪曲，可能更是合理推測。如果由合理推測變為合理期望，讀者相信不會討厭，甚或更會歡迎。

話說回頭，用小說筆觸寫歷史，這是一個前人探討過的話題。比如錢鍾書《管錐編》「《史記會註考證、項羽本紀》條」論鴻門宴紀事，引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推重司馬遷文筆遠勝班固，如鴻門一事，《史記》備載沛公、張良、項羽、樊噲等對答之「家人絮語」、「娓娓情語」、「諈諉相屬語」、「惶駭偶語」等，班固卻全部略去。這引來錢氏的不同意。他說「其論文筆之繪聲傳神，是也；苟衡量史筆足徵信，尚未探本。此類語皆如見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記言，太半出於想當然。馬遷設身處地，代作喉舌而已。」（見第一冊頁276）

這種「想當然」，當然具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如《管錐編》論《左傳正義》謂「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與母偕逃前之問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殺前之慨嘆，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註家雖曲意彌縫，而讀者終不饜心息喙」。（見第一冊頁165）

相近似的例子大概是舉不勝舉的。如《史記》《漢書》俱記載的，項羽觀秦始皇出巡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在相近似場合說的「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被引用為可見出劉項二人性格迥異的例子，但實際上這些隱私的對話怎樣會流傳下來，如果真要查根究柢，終不免啟人疑竇。但即使作為徵實的傳記，這類記言，讀者也希望有，而非樣樣要徹底精確無疑的。這也是一種合理的期望。

少時讀白居易的《長恨歌》，末尾的幾句是：「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大概讀者也會如筆者般相當沉醉於其浪漫的設想的。但如果不識趣的問：「夜半無人」的「私語」，為何到而今你知我又知？問這問題確是很煞風景了。

所以詩歌和歷史儘管不同，但人的思想渴求卻是一致的。相同的觀點放在劉邦究竟是逃跑四十里還是二十里，抑或不論四十還是二十都是虛擬的，相信也無須細意探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