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潛詠荊軻有無特殊寓意?

清代詩人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其中一首:

「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這首詩的第一句其實很有誤導性。說「喜」,應是不止一次,而且是常常了,但陶潛詠荊軻其實只有一次(詩名是《詠荊軻》)。六朝詩人而詠荊軻的多有,例如王粲、左思、阮瑀等的《詠史》都有詠荊軻,能不能說「王粲(左思、阮瑀)詩喜說荊軻」呢?

其次,陶潛曾經詠荊軻(雖然只有一次),卻往往給人以無限的推想。例如劉履《選詩補注》說:「此靖節憤宋武弒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荊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蔣薰評《陶淵明詩集》說:「摹寫荊軻出燕入秦,悲壯淋漓。知尋陽之隱,未嘗無意奇功,奈不逢會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說:「抑公嘗報誅劉裕之志,而荊軻事迹太險,不便明言以自擬也歟?」翁同龢說:「晉室既亡,自傷不能從死報仇,此《三良》、《荊軻》詩之所以作也。」(見姚培謙《陶謝詩集》卷四眉批)。

前人論詩多信口雌黃

這些論說,把詠荊軻拉到政治上的復仇,不僅是有豐富想像力,甚而跡近信口雌黃了。

自然,陶潛詠荊軻,再聯想到他也寫過像「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其八)、「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雜詩》其二)、「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三)這類的詩句,你可以理解到「陶潛不是渾身是靜穆」(魯迅語),或者就像朱熹《朱子語類》所說:「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語言出來?」說語言豪放,還可以,但總不能坐實他想從中表達任何政治思想。

其實,我甚至不覺得陶潛詠荊軻有何心境上獨特之處,只是普普通通一首詠史詩,把荊軻刺秦的事跡來個仔細敘述,兼表示個人看法。稍為激昂的調子不會沒有,但誰看到荊軻的歷史,不會激昂的?

當然,探討他詠荊軻的原因,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或者先看看陶潛詩歌詠過甚麼人物,再看看詠荊軻有何獨特意義。

陶詩詠古人事屬等閒

陶潛寫過一首《述酒》,當中詠過很多人物,也表達了一些政治看法: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豫章」兩句暗喻劉裕篡弒,晉恭帝幽於零陵之事。劉裕曾為豫章郡公,與「高門」(按指王室)抗衡。重華(舜)冢在零陵九疑,「重華固靈墳」,古《箋》謂言零陵王(按指恭帝)何在?但有靈墳耳。「平王」兩句,指晉室南遷,就像周平王遷都一樣,中原淪於胡人之手。「王子」兩句,托言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而整體則指晉室之亡。這幾句其實只將一段歷史重新鋪敘,很難說有在其中寄寓褒貶。「朱公」以下,則借陶朱公避世隱居言自處的態度,天之容儀本自永固,即使彭祖也不能相比。

陶潛評論過政治,本身也身體力行對政治本態,例如入宋以後改名為「潛」,《宋書.陶潛傳》也稱「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云甲子而已」,但這些只是道德情意的表述,不涉實際行動,像上文所引評論者指陶潛詠荊軻事牽扯行為意識的參與,可說風馬牛不相及。

陶潛詩詠過的人物很多,如果來個簡單分類,可以分作三種。其一是簡單的事實的敘述,沒有甚麼寄寓的,如「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釋一首》)、「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乞食一首》)、「恨不及周穆,托乘一來游」(《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三)和「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三)等,這類例子可以不論。

陶潛在思想上主張復古,對儒家與其典籍的教誨特別鍾情,所舉這類人物便多涉傾慕之情。特別是孔子,陶潛兩次稱為「先師」(《榮木一首》的「先師遺訓,余豈之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的「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也稱頌孔子(魯中叟)對整理舊經籍的貢獻(《飲酒其二十》的「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對孔子提倡的道德表示崇敬(《勸農一首》的「孔耽道德,樊須是鄙」)。

其餘對儒家所推崇的經典人物都敬禮稱頌,如「尚想孔伋(按即子思),庶其企而」(《命子一首》)、「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神釋一首》)、「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贈羊長史一首》)、「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和「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同上)等。

陶詩對志節高尚者頂禮敬拜

第三類則是志節高尚,不為世俗所拘束,也甘願貧賤,守禮崇信的人,如「冀缺携儷,沮溺結耦」(《勸農一首》,「沮溺」指長沮、桀溺)、「董樂琴書,田園弗履」(《勸農一首》,「董」指董仲舒)、「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鍾期指鍾子期)、「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連雨獨飲一首》,「松」是赤松子、「喬」是王子喬)、「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旱稻一首》)、「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飲酒》其一,「邵生」指邵平)、「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飲酒》其二,「夷叔」指伯夷、叔齊)、「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飲酒》其十一,「顏生」指顏淵、「榮公」指榮啟期)、「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飲酒》其十二,「長公」指張摯)、「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同上,「仲理」指楊倫)、「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飲酒》其十四,「班荊」指布荊)、「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飲酒》其十六,「孟公」指陳遵)、「聞有田子春,節義為時雄」(《擬古九首》其二,「田子春」指田疇)、「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擬古九首》其八))、「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詠貧士七首》其三,「榮叟」即前之榮公、「原生」指原憲、「重華」指舜)、「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詠貧士七首》其四)、「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詠貧士七首》其五,「阮公」何人無考)、「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詠貧士七首》其六,「仲蔚」指張仲蔚)、「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同上)、

「昔有王子廉,彈冠佐名州」(《詠貧士七首》其七)和「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聯句》)等。

這些就是陶潛所指述的人,當中即使加多荊軻一名,簡簡單單的頌讚和惋惜,也未足以說明就因此別具懷抱。

當然對荊軻命運的同情,就表示對秦暴政的否定,或對秦朝毁滅文獻加以鞭撻,這是可以理解的。陶潛說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可是他心愛的經籍,就在秦朝經歷劫難:「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飲酒》其二十)。他多次頌揚他所堅持卻是秦所毁棄的道,如「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朝與仁義生,死後復何求」(《詠貧士七首》其四)、「貧賤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七首》其五)和「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其二)。總之,他所追慕的,是要比暴秦更悠遠更純樸的夏商周:「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陶潛寫過很傳頌的《桃花源記》,大家都知其所謳歌的是一片避秦而存活的樂土。他曾寫過一首《詠三良》,是對秦朝穆公時代把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和鍼虎三人殉葬這些野蠻行為給予深切的指責。從這些取態來看,他對荊軻刺秦失敗,因而對「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寄以深長的慨嘆,便可說其來有自了。

這些都是很率直的感情的抒述,而不需要對有甚麼寄寓加以揣摩的。詠荊軻,不也是這樣嗎?

日期: | 作者: 鄭楚雄 香港教育 中國文化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