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酷吏列傳》，把歷朝以酷刑峻法、凶狠殘暴為統治工具的官吏立傳，真正的意圖，或許是藉此探討法律的存在和作用。

篇章的開首引述孔子和老子的說法，是對法律用途的質疑。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說見《論語．為政》）老子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說見《道德經．第38章》）都是說明，真正的法律起作用，就是沒有法律，人人以最善良正直的心來處事，保證社會平安無事。

孔子和老子的理想世界是太遙遠了。法律果真能發揮它的功能，把壞事和壞品德矯正，也有它存在的意義。司馬遷認同這看法，所以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史記．酷吏列傳》）但人類心思意念的發展，尤其社會愈複雜，利益糾纏愈多，卻漸漸不受這簡單的生活邏輯羈絆。因而：「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同上）

這幾乎把一部法律歷史做了最簡要的詮釋了。

法律愈精密，似乎它的覆蓋面愈全面，愈能矯正人類的過犯。但人類的智慧卻不能小覷，法網愈密，愈能被鑽空子，以至能被輕易逃遁。何況若執政者有法不依，肆意妄為，哪民眾更如入水火之中。

我還是覺得孔子和老子有遠見。不要以為他們陳義過高，無法實行。人心詭詐，壞到極處。與其仰望法律作為補偏救弊的工具、作為矯錯歸正的指南，不如發揮人類善良的本性，行惻忍之心。《聖經》說「要愛鄰如己」（《馬太福音12：31》）。「鄰」不止是鄰居，凡身旁的人都是「鄰」。能去愛，法律就不用執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