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指「義山七律往往以末句為一篇主意，掉轉全篇，此是玉谿創格」。這理論是否成立可以深入討論，但未有定論以前，細心審視「義山七律末句」的內涵，以及其在詩歌中表意的作用，卻有一定的意義。

「末句」，因七律的體格關係，有時擴充為「末聯」，也可接受，但這不期然使人聯想到白居易所提及的「卒章」。白居易《新樂府序》指他創作的新樂府是「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不論「末句」或「卒章」，似乎作者都很刻意利用作品的結束處做些引人注目的表述。

固然，「卒章」何所指，沒有特定的法則。我在《「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提法商榷》一文（收錄於《困學集》，1991）曾提到，「新樂府」如《新豐折臂翁》的「卒章」，如據內容探討，可以長達十句。但不管如何，用「篇末某些句子來作更明確的抒情達意」的理解還應是很清晰的。

我不能說張采田所言的李義山的「創格」是受白居易啟發，但細心探討李商隱和白居易的關係卻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元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時白樂天致仕，極喜商隱文章，謂曰：『我死後，為爾兒足矣。』白死數年，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這段文字的來歷沒有史傳可供佐證，或許就正如好事者喜歡杜撰某些名家逸事以求聳聽一樣的無聊。但李商隱認知於白居易，新樂府運動是中唐一項很受人注意的文學運動，白居易的理論建設也彰彰在目，說李商隱對之毫無知覺，也是不合情理之事。

我們當然不能因此坐實李義山七律「末句」表意受白居易「卒章顯志」的啟發，但不能懷疑，李義山七律的「末句」，在詩作中有其特殊的定位，還是很值得探討的事情。

張采田指「義山七律往往以末句為一篇主意」，立論我是同意的，因為他往往把詩歌的末句（或末聯）帶入自己的現實生活中，作更清晰的抒情表意。不妨舉個例子來說明。《籌筆驛》：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元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這裡所說的「他年經過錦里祠廟」的人是誰？當然是作者本人無疑。要注意的是，本詩詠古，涉及的是三國的人和事：諸葛亮的嚴明軍令、護著他軍壘藩籬欄柵的風雲、乘坐郵車投降的劉禪、不能力挽狂瀾的關張，寫出來的都是磅礡的氣勢和沉重的歷史哀愁，和他的梁父吟成的微愁暗恨構成不成對稱的比例。

相近似的例子也出現在很著名的《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前面大半段明明寫出壯闊的氣象和深細的感情，但接下來的只是「聽鼓應官」、「走馬蘭臺」之類的個人小際遇，總覺不很妥貼。

當然不是不允許把個人遭際寫入詩中，尤其拿來作詩歌的終結，這是像杜甫的七律常用的慣技。但杜甫的生活背景和個人遭際畢竟和李商隱的不同，像《登高》中的末聯「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寫的也是杜甫本人，但詩歌末尾的沉痛和哀傷，這種因個人遺恨而引發的歷史滄桑感，不用懷疑和「萬里悲秋」和「百年多病」的氣勢很匹配。李商隱的時代究竟不同於杜甫的時代，個人的顛沛流離而產生的人生枯寂感受，也不是一生週旋於幕僚尋覓生計的小吏可以比對。                

    應該承認，李商隱某些七律的開篇極有氣象，頷聯和頸聯的工穩磅礡也不遜色於錢鍾書所稱許的「杜樣」（見所著的《談藝錄》）」，但結束的方式總不能相提並論。開篇有氣象的，例如《重有感》：「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應共主君憂」、《安定城樓》的「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曲江》的「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立意不凡。工穩磅礡的如《二月二日》：「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但接著的只是「新灘莫悟游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安定城樓》中的「永憶江湖歸白髮， 欲回天地入扁舟」，接句只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無題》中的「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接的只是「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氣勢輸了一截。至於如「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無題》）、「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結束方式也盡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李詩中有一首《隋宮》：「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前面大半恰像一幅歷史畫卷，但末句貧弱無力，難怪前人評其「結句亦尖刻，老杜為之，必不如此」（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正可見出李杜優劣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