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聖」王羲之不只是書法家，也是政治人才？是，而且不是空談，而是有根有據的。

只要閱讀《晉書．王羲之傳》，就知道根據所在。王羲之自少深為其從伯，也是政治家的王敦、王導所器重。「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

當然虛美是不重要的，重要是實證。當時的揚州刺史殷浩一向敬重羲之，曾勸使出仕。他因這事寫了一封書信給王羲之：

「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 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

這段文字，更以歷史責任來遊說王羲之：不能因你一人的隱世興趣而妄顧國家的存亡利害。可見王羲之被時人推重如此。

王羲之的政治智慧，在他對時局的判斷中可以充份看到。「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又曾與會稽王箋陳述不宜北伐之事，並詳細對時事分析討論。

古代的人，空抱才華卻不被賞識，或因際遇無法施展所長，這類例子不知凡幾，可是王羲之卻不是這類人。家族聲譽製造仕宦坦途是其一，而才能被及早察覺而珍視是其二，可是這些有利條件卻一一被王羲之蔑視，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性情，二是興趣。

王羲之在回應殷浩徵召時已清晰表達：

「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

這裡以「尚子平之志」來作推辭的藉口。尚（一作向）子平是誰？是向長，字子平。據《後漢書．逸民列傳‧向長》指他：

「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尚子平的事跡，給王羲之有幾方面的啟發。一、鄙棄為官。尚子平隱居不仕，和王羲之拒被徵召如出一轍。二、喜愛自然山水。尚子平「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王羲之傳》指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他特別鍾情會稽山水，著名的《蘭亭序》就完成於「山陰會稽之蘭亭」。又「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三、視死如歸。尚子平「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王羲之更坦言「我卒當以樂死」。就是遁隱山林，也同因男女娶嫁既畢作為藉口。

以上是就性情論，另一方面是興趣。「書聖」當然以書法聞名，史稱其「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這是建基於刻苦鍛鍊。羲之曾與人書：「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這是自負其天份。前人評其書「及其暮年方妙」，可見暮年脫胎換骨，是受惠於青壯年的工夫累積。

史傳記其書法軼事，包括寫《道德經》與道士換鵝、為婦人書扇面字值百錢等，可見其書為世所重。

我們當然不能假設熱衷功名一定會影響藝術創作，但書學成家，沒有艱苦鍛鍊不能成事。晉身仕宦，能否專注發展藝術是問題的一面，而且藝術與大自然關係密切，不觀賞名山秀水，不能充實藝術作品精神世界，造化與創作融而為一，是藝術實踐者的必然經歷。羲之書藝，得力於自然，殆無疑問。

所以政治與藝術成就的建設，二者只能擇其一，王羲之鄙棄名利，和他藝術成就的卓越不能說沒有關係。

作為出色政治家或藝術家，何者更具意義？不用說，王羲之是取後者，而且是純然拒絕前者。這當然是一個人的抉擇，但後人卻有不同評價。比如說宋朝的洪邁《容齋四筆》第十卷「王逸少為藝所累」條云：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一藝之工，為累大矣。」

實則這種先政治後藝術的看法，未必正確。看看王羲之同期的政治家，能享盛名者，有幾人能及得上王羲之？何況晉朝政治，腐敗無為，加上門閥社會，想開創太平盛世，幾至難為。如果渴求在政治上有表現，其成就大不了就在王導王敦等人左右，怎及得上一代書聖，風流墨蹟遺澤後人這樣來得豐富卓越？容齋謂「王逸少為藝所累」，設若王羲之從政，若不能開創局面，影響藝事創作，後人將斷為「王逸少為政所累」也未可料。所以，王羲之是政治人才，的確是，但作為偉大藝術家，從名與實來說可能更有實際內涵，這或許是王羲之真正幸運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