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不知是不是一個很喜歡造假的民族，歷來藝壇牽涉偽作、贋品，數目不知凡幾。名畫家齊白石有兩方自刻圖章：「吾畫遍行天下，偽造居多」、「有眼應識真偽」，說明即使在齊生前，偽作已經非常普遍。據啟功曾說，齊白石死了，他家的書畫全部歸公，同他兒子的作品一齊混雜搬走。當然齊的兒子是學齊的，被混淆為齊作，不算稀奇。事實上齊白石生前死後，仿齊作品以牟利者不知凡幾，有些更是出自齊的家人。著名書法家啟功也曾身受作品被仿作冒充真品之苦。據說曾有畫商拿著一些「啟功」書法作品徵求啟老意見。啟功認真看後，發覺並非自己作品，但卻調侃說這些贋品寫得比自己的還要好。

可以看出，作偽者的技術水平其實不比原作者低，否則便難以以假亂真了。但任何藝術，都看重原創，模仿、抄襲等，即使形神畢肖，甚至有所超越，都難以說有任何藝術價值。

但看古代藝術，卻又不一定用這觀點。傳統中國書法名品，牽涉造假的，大名鼎鼎的有兩件：王羲之的《蘭亭序》、懷素的《自敘帖》。前者的「造假」有事實根據，後者的「造假」則還在爭論中。

《蘭亭序》的「造假」過程是公開而清晰的。據云唐太宗非常喜愛王羲之的《蘭亭序》，在幾經辛苦拿到真跡以後，愛不釋手，甚至決定死後拿來陪葬。為了令這件珍品不至在人間湮滅，所以他命當時朝中著名書法家三人：馮承素、褚遂良、虞世南各臨《蘭亭序》一卷，翻刻傳世，當中以馮承素的摹本最傳神，而所刻的神龍本成為了最流傳的《蘭亭序》刻本。

懷素《自敘帖》的真偽問題是近年才引起爭論的。《自敘帖》是僧人懷素晚年所寫的狂草作品，真跡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館。最早提出懷疑《自敘帖》真偽問題的是朱家濟，而著名書畫鑑辨專家啟功在1983年發表《論懷素自敘帖墨跡本》一文，認為其為摹本，不是真跡。一般認為，《自敘帖》作為狂草作品，書寫的速度感非常明確，絕不可能可以「摹」出來的。書畫鑑辨家傅申曾以《自敘帖》的紙張、刻本、印鑑等證據，並以顯微鏡和透視光檢驗，以科學鑑定方式替《自敘帖》作診斷，斷定故宮本為「寫本」而非「摹本」。另一項證明是：對比明朝文徵明摹刻的「水鏡堂本」，刻本中破損的字，和原件利用顯微鏡及透視光比對的也完全一樣，因此懷疑故宮本極可能是文徵明當初摹刻的「母本」。然而傅申也不否認，《自敘帖》幾個疑似勾摹的字體，到底是毛筆分岔造成的「賊毫」還是「鈎摹」，還可爭議。而比較懷素幾個草書作品，筆跡差異甚大，雖目前證據可證明故宮本為「寫本」，但到底是懷素所書，還是他人書寫的「仿本」或「臨本」，也有討論空間。

持絕對否定意見的則有台灣東吳大學教授李郁周和學者王裕民，他們分別在2003年出版專著《懷素〈自敘帖〉千年探秘》、《懷素〈自敘帖〉鑑識論集》（李著）、《假國寶——懷素〈自敘帖〉研究》（王著），都有極精闢看法。

從以上的事例看，藝術品的造假有兩種情況，其一是蓄意以假亂真，以達牟利的目的，而另一則是以臨摹、翻刻等方法令作品流傳。臨摹、翻刻，對比原作，是依附原作而生存，當然也可以當作造假的一種。但從另一角度看，對原作用另一種方式處理，是賦與了原作另一種生命，使能更廣泛流傳，則這種「造假」，和建基於牟利不等同，有其重要的助長文化流傳的意義。

有人認為，封建帝國的皇帝，出於自私的念頭，把一件藝術品拿來陪葬，變相毀滅了這件藝術品。但如果較現實地想想，晉朝的文物了，經過流傳轉徙，即使不是人為地毀滅，但紙張（或其他書寫物料）、墨迹等都不能確保完好無缺地流傳後世，用某些方法（如臨摹、翻刻）讓這件藝術品存於人世，不是有其意義嗎？就正如沒有了王羲之原創的《蘭亭序》，卻有唐朝人保留原創者藝術風格精粹的仿作傳世，也豐富了當中的文化意義。

懷素《自敘帖》的情況也是一樣。一件一直是由私人珍藏的文化珍品，經歷了千多年的轉徙，物主也不知轉換了多少次，散失、遺逸、損毀等，完全是有可能的事。在傳遞過程中，利用臨摹、翻刻等手段，目的是用以增廣流傳的機會，而非蓄意以假亂真，以達私人牟利的目的，我們便不能用一種輕蔑的態度來評價。當然考訂藝術品的真偽，絕對有其學術價值。面對一個被視為「造假」的《蘭亭序》或《自敘帖》，你會是心存感激還是百般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