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文體，叫做墓誌銘，是人死後禮聘別人撰文，刻成石碑，放置在墓穴中的。有這樣的來歷，墓誌銘就是概括了人的一生，內容不外乎是生平事蹟的介紹，大體是隱惡揚善的了。

中國人很多忌談死，覺得不吉利。墓誌銘是人死後找人寫的，內容如何，「事主」無從置喙。但有一些歷史人物，不憚忌諱，生前自撰墓誌銘，箇中當有相當隱衷，便很有討論的必要了。

隨便找幾個來談談吧。第一個我找唐初詩人王績。王績在文學上成就不算突出，個人功業也無足道，生前自撰墓誌銘，卻可拿來談助。

墓誌銘全篇太長了，無法盡錄，當中對於生平的遭際，應是滿紙牢騷的。「有道於己，無功於時」，是一生的表現的概括。有甚麼「道」？就是「不知榮辱，不計利害」。這有點兒像陶淵明的「不慕榮利」（見《五柳先生傳》），而「於是退歸，以酒德游於鄉里」，就更像陶淵明了。王績退隱之時是四十來五十歲，很接近陶淵明的四十一。陶淵明「性嗜酒」，王績也如是。王績傳記記其簡傲嗜酒，因不願在京任職，做了六和縣丞，不理政事，天天喝酒（所以被稱為五斗先生），屢被彈劾。王績嘆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整個人的經歷就很有陶淵明的身影。

張岱墓誌銘寫得沉痛

如果覺得王績自為墓誌銘有點兒放曠的成份，看看明朝張岱的，便多幾分沉痛了。

張岱的墓誌銘寫得極好，不妨多錄幾句：

「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這裡一連寫出十二個「好」字，很像一個不事生產的紈絝子弟模樣，但他卻非一個全無作為的人。他從三十二歲起，利用家藏史料，著手寫一部明史巨著，前後經過二十七年，明亡後才完全脫稿，稱為《石匱藏書》。明亡後，張岱曾在東南一帶參與抗清行動，及知事不可為，乃遯隱剡溪，潛心著述，以遺民終老。他一面校勘那部偉大的《石匱藏書》，一面致力於散文小品寫作，把國破家亡的沉痛心情，寄託在回憶往事的苦痛中，並表示對過去豪華生活的懺悔，《陶庵夢憶》和《西湖夢尋》是他的代表作。

上面所引述的墓誌銘，是他在七十四歲時為自己預築一座墳墓時所寫的，是懺悔，也是對現實生活的刻劃，內中看不出有太多的消極憤世的嗟怨，就正如《陶庵夢憶序》中所說的「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這麼飽含辛酸而已。

啟功墓誌銘文如其人寫得諧謔

如果覺得王績自為墓誌銘有點兒放曠，張岱自為墓誌銘有點兒沉痛，啟功的自為墓誌銘便有點兒諧謔。啟功是著名的文藝鑑賞家和書畫家，他這樣寫他的墓誌銘：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這段二十四句的三字韻語，概括了啟功的背景和生活經歷。啟功自學成材，因藝術成就而受聘大學，但他自謙料子不夠。為人謙厚，不善奉迎，妻子早殁，並無後嗣，但念妻之情沒有斷絕。文革時曾被劃為右派，撰銘之時健康漸差，自感時日無多，不敢奢望有甚麼名聲留傳後世了。

啟老所說的，只是自謔，所言和現實正好相反。他藝術成就卓著，作品風靡一時，極受歡迎，為一代書法家的典範。

啟功曾對人評論自己的書法作品：這個世界上面對我的字大體有三種人，有一種是不認識我的人，他們對我的生存是無所謂的；另一種人是對我感興趣，並且已經拿到我的字的人，他們盼我趕緊死；第三種人是對我感興趣，但還沒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們盼望我先別死。這樣的剖析是有趣的，拿自己的藝術作品和生死來開玩笑，也能反證他是如何受尊崇了。

王績甚麼歲數自為墓誌銘，無法確考。自言「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大概五十上下吧，但他卻活到五十九歲。張岱七十四歲自為墓誌銘，卻活到九十三。啟功自為墓誌銘時六十六，同樣享年九十三。可見墓誌銘的創作，並不要拿來「用」，而是對自己人生的某種概括而已。由作者本人來作未蓋棺的「定論」，或者早了些，但卻比較中肯，但做得這種事的人，生前的牢騷和鬱結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