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比較重視口才的訓練。小學生在上課前往往有一個show and tell的環節，由學生帶備一種個人喜愛之物，當眾作show and tell。說話內容是什麼不重要（小學生可以說得到什麼？），重要是讓他們當眾說話，既訓練膽量，也激發想象。

傳統中式教育不會重視這些，古籍給人的教誨是說得愈少愈好。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敏於事而慎於言」（《論語．學而》），木、訥和慎的結果都是少言。誠然，孔子最討厭「巧言令色」，因為當中「鮮矣仁」（見《學而》）。但多言其實不一定是「巧言」（花言巧語），多說話也未必一定是「令色」（裝出的和顏悅色），只不過是一種普通行為的表述。多言和仁厚，也未必相生相剋。

說話能力是一種技術，和智商的高低未必有關連。但多說話的人肯定是頭腦比較靈活，否則無法支撐其多言。你是哪一種人，是天賦多於教化。

一個社會就包含不同品類的人，才能做出不同貢獻，但最不好的是某種想法變成了一種教條或道德枷鎖。

《論語》中記載了孔子兩個對學生指責的事例。《陽貨》中孔門弟子宰我覺得三年之喪太久，應改為一年。這意見給孔子當頭棒喝，被孔子稱為「不仁」。用現今標準看，宰我只不過為一些舊禮制提出修改的建議，卻被這樣斥責，是不是他的「利口辯辭」（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數犯孔子之忌？

另一例子見諸《先進》。子路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本來也是提出對事情的看法，但孔子卻不滿地回答：「是故惡夫佞者。」不要小看這個「佞」（善辯、巧言諂媚）字的能量，這會把子路迫到論辯的死角去。

中國人缺少思維的創新，也不鼓勵口才的訓練，和孔子的「教學法」不知有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