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中提到曹霸的弟子韓幹:「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這種評價,在畫論史上曾引起爭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杜甫豈知畫者,徒以韓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又顧雲在《蘇君所觀韓幹馬障歌》也說:「杜甫詩歌吟不足,可憐曹霸丹青曲,直言弟子韓幹馬,畫馬無骨但有肉。今日披圖見筆跡,始知甫也真凡目」,都是指出杜甫畫論識見有缺陷處。至如張來則以較持平論見,指出皇家的馬飼養得好,「磊落萬龍無一瘦」,所以「幹寧忍不畫驥骨」,意圖「擺平」歧見。
我看這種爭論,流於意氣,大可不必,當中更牽涉到個人的美學觀點和人生經歷問題上,實在不能一概而論。杜甫固然以詩著名,論畫眼界卻並不低,論山水物態畫作別開生面,感情融注絲絲入裏。不知杜甫是否善畫,但很難相信唐代幾個大畫家如鄭虔、曹霸、韋偃、王宰、劉單等都為杜甫知交,不會對杜甫談藝識見氣度提供多少啟作用。
杜甫寫馬偏愛健骨棱角
杜甫不喜肥馬,因而對韓幹的畫馬取材和技巧不大欣賞,這點大概不必隱諱。杜甫觀人觀物,特喜其「瘦硬」、「風骨」、「棱角」,也是毋庸置疑的。其他寫物題材不說,單以寫馬而論,這個美學觀點時常流露,如《天育驃騎歌》的「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瘦馬行》的「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的「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房兵曹胡馬》的「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等,有其特殊的讚美角度,都是明顯例子。
杜甫詠馬,更大的作用是透過寫馬寫人格,及由之而引出的世態評論。《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寫馬「千里當霜蹄」,其實想詠馬的「臨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死亦同生」;《天育驃騎歌》諷刺淺薄現實:「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瘦馬行》慨嘆「驊騮不慣不得將」,對瘦馬惋惜,「惆悵恐是病乘黃」;《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明寫駿馬「霜蹄蹴踏長楸間」,實則慨嘆「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以身懷「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絕藝的畫家反襯「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的蕭瑟遭遇;《房兵曹胡馬》讚美馬兒「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與及《驄馬行》「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的現實諷刺等,立論方式異常明顯。
評藝不能脫離現實生活
有著以上兩點特性,杜甫對健骨瘦馬有所偏愛,便沒有甚麼值得奇怪之處。杜甫本身就以瘦著稱,一首內容真切無須質疑,只有作者真假還須考證的李白詩道出了事實:「借問別來太瘦生,從來只為作詩苦」。「肥馬」的意象,在杜甫筆下,有時更成為奢華腐化的代名詞:「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便是一個好例子。
這當中也牽涉一個藝術創作的方向問題。杜甫論畫觀點側重的是物態的寫意:觀物(馬)獨具隻眼是其一,因物而模塑人格是其二,這當中有一個抽象思維的轉移過程。韓幹繪畫實踐側重的是寫真:《唐朝名畫錄》載幹對玄宗所言「臣自有師,陛下內之馬皆臣之師也」,足見其藝術造詣的由來。杜甫所言韓幹「亦能畫馬窮殊相」,不論褒貶,正是一個艱苦創作過程的真實寫照:唐多肥馬,韓幹筆下便多肥馬,這當中本沒有甚麼值得非議之處。
由此看來,人和藝術有一複雜的錯綜關係。正正由於美的體驗是由生活提煉出來的,不同時代、不同性格,蘊構出多樣的美學觀點,那便很難一概用高低優劣來作為衡量的準則了。杜甫有一首《存歿口號絕句》:「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人與創作的結合,就很像整個人生閱歷的精粹的提煉。評藝者不能抽離現實生活,這亦是中肯的藝術評價難以輕易得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