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有一首《秦風．蒹葭》，香港中學會考和高考文學科都選入的，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了。隨便舉詩的第一章為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我不想解釋內容了，但要指出的是，這首詩在句式上不同於一般四字成篇的詩歌，最後一句居然是五個字。詩的其他二章都一樣，證明詩人是有意這樣處理的。

為甚麼要這樣處理？教文學科的老師應該很易解說的，比如說作者故意把句子多加一字，令抒情的意味更加深長之類，便可以了。

但如果再問，既然有這樣的好處，為什麼《詩經》中相同的例子很少見？又或者：五個字有些時候比四個字更能產生抒情效果，為何通篇用五字成句的例子，在《詩經》中並未出現過？這樣一直追下去的問題，似乎便不好答了。

教完《詩經》，接下去往往會教《楚辭》。《楚辭》的句式便較易解釋了，總之說是雜言詩，即是沒有成規，按詩人喜好隨意為之就可以了。比如同樣選作範文的《涉江》，其開篇第一段是：

「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混濁而莫餘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這段字數，由六字至八字不等，如果抽起其中只表語氣的「兮」字，則五、六、七、八字都隨便可以找到。如再找「亂曰」一段為說，四字成句的也不少。總之是雜言詩，句式的靈活程度，已非較早時期的《詩經》可以比擬的了。

但教文學史，當然會特別重視五言和七言。老師教漢代詩歌，總會指出《古詩十九首》是現存所見最早採用五字一句的徒詩，魏的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所見最完整的七言詩。但問題又來了。由《詩經》而《楚辭》，經過了幾百至上千年，為何到了漢末魏初，五言詩會被確立下來，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

至於七言，當然大量出現在樂府歌行體之中，但不像《燕歌行》的全篇都是七字一句。要全篇確立，大概要等到唐朝近體詩格律確定以後才成為定製。

如果從語言的表達作用來分析，梁朝時的劉勰曾經有過很有意思的概括：

「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兩體之篇，成於西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文心雕龍．章句》）

「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是說中國文字的表達，用在詩歌之中，五字一句是最有效果，是經過時代考驗確立的。但這還是未能說明，「四字密而不促」，是在表達上有局限了，但為何這局限，居然成為「詩頌大體」，而且「以四言為正」，悠悠地經歷了由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餘年的時間？劉勰所舉其他的二、三言等，只有先例，也沒有甚麼像樣的後續。

可見中國人作詩，其實很受一種常規影響。那個時代盛行四言，就「以四言為正」，五言蠭起，就以五言酬唱。到了唐代，創製了近體格律，加上科舉的確立，士人詩人，不被這格式的牢籠苦困，是沒有任何仕進之途的。直到五七言律絕窮盡寫作題材，才甘心變為長短句的詞的創作。這種民族性和社會、政治性的局限，影響了詩歌創新的嘗試，到了千人一口，人云亦云的地步。

有時讀到一些很精巧的小製作，如唐朝李賀的《蘇小小墓》：「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珮。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又或者柳宗元的《漁翁》：「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燭。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前者把三字作為詩歌的主要字數，後者則把絕詩律詩四句和八句之間用六句表達，是試圖在傳統的局限中嘗試創新。但李賀是甚麼人？是一生不能出仕、抑鬱早逝的天才詩人；柳宗元嘛，一早便被貶官到了人煙罕至的永州，過著「居是州，恆惴慄」生活的人。不這樣，似乎便很難和創新結緣了。但我真的不希望實情會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