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014

圍繞《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教育界的反響可說相當激烈。有人成立了「師生撐《明報》」網上群組供師生聯署；教協呼籲師生參與聯署，指《明報》一直是進入校園的報章之一，也是不少教師編製教材的來源，其質素及立場與教學關係密切。也有資深教協成員指：「如果我們唔支持明報仝人，香港既新聞自由只會逐漸淪落落去。」

教育界將視乎情況，採進一步行動，指出「冇咗《明報》，就會冇咗一個中立同比較有公信力的媒體提供消息，令下一代接觸資訊有偏頗。」

當然也有「界外」的記者協會，發起「一人一信」行動，呼籲去信大老闆張曉卿表達關注。

這些意向，作為維護新聞自由的呼聲來說，當然是非常清晰了，但行動或呼籲，所得出來的成果，如果和預設目標相比對，肯定會是零。

新聞自由、編採獨立、論見不偏不倚，只是一種願景，其實已隨文人辦報時代終結而一去不返了。

現在的傳媒老闆為甚麼買傳媒？是對新聞自由有獨特的抱負嗎？很難的了。他們只把傳媒業務作為一種生意經營，為達到其預期目標而運作。如果不客氣講句，有些老闆收購傳媒的目的，就是要局限新聞自由的發揮，甚至把傳媒事業當作討好當權者的工具。他們有錢，買得起報章、電視台，他們有這樣的動機，完全沒有問題。問題只是某些人還用一些傳媒道德或主觀規範來限制別人的行動，這是罔顧現實，甚而食古不化。

現在是拋出「某某報章是進入校園的報章、是教師編製教材來源的報章」等理據，來迫主事者就範，就更是迂闊而遠於實情。就好比你習慣幫襯一間餐廳，覺得廚師手勢很好，侍應態度很合你要求。有天餐廳換了老闆，作風改了，換來一批新侍應、廚師，你覺得出問題，找老闆理論，或乾脆走入廚房，要廚師跟你要求的方式製作，可以嗎？

覺得「某某報章是進入校園的報章、是教師編製教材來源的報章」，如果認為變了質，對學生學習不利，哪改訂另外一些令你滿意的報章就是了。正如餐廳多的是，不滿意這間，拒絕光顧，就是最好、最有利的懲罰。

或者說，不是不想轉訂，只是現在沒有一份訂得下手，都不令人滿意。如果這樣，哪倒是整個社會發展狀況的問題，而不關乎一兩份報紙了。

何況，報紙是商業運作，也要講市場。定位作學校報章而學校退訂，訂戶少了，廣告少了，報章東主也有經濟壓力。罷買，而非乞求一些版面或專欄，就是向報章老闆施壓的最有效手段。

很多人懷緬查良鏞主政下的《明報》、林行止主政下的《信報》時代，認為是文人辦報的典範，能標榜新聞編採、報道和評論的自由，發揮報章獨立不懼、監察施政的精神。不錯，但查良鏞、林行止是甚麼時代的人物？《明報》和《信報》分別創辦於1959和1973年，不是時代湮遠了一點嗎？那時的香港有很獨特的政經位置，和現在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何況，查良鏞後來成為了《基本法》草委，林行止出售《信報》股權，「袋」了二億，他們已經得到好處，傳媒任務已隨著淡出傳媒事業而告終。如果還緬懷那個時代的那些表現，就得有些人甘冒時代的不韙，自行出資搞份報章，搞個電台，或者就像離職《信報》的編輯游清源般，開創一個時事網，繼承先行者的工作，發展個人抱負，而不是「坐而論道」，要這要哪，但卻採取一個毫無機會成本的角度。

要獨立評論，在香港還不至全無空間；要製作教材，教師也要花花心思，自行購買材料，自行剪裁，不要依賴別人，到別人不堪倚賴，便怨這怨哪，這也不是很好的教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