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011

香港有一女教師，在聖誕假期參加了清華大學的國情教育研修課程，在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時被安排率先發言。發言內容指香港的國民教育仍有不足：「香港學生一個很大的通病，就是說，當中國發生好的事情、正面的事情的時候，譬如說奧運呀世博呀，國民意識就非常強烈，會感到自豪是一個中國人。但是當一聽到負面消息……國民意識又會慢慢的減弱」，因此發問「港澳辦能不能夠在媒體上面做多一點工夫，讓大家不要只報負面的消息」。

一個本來沒有甚麼新聞價值的聚會的發言，給香港報章專題大字報道，報道指這樣的言論在網上惹來極大迴響，有人炮轟發言破壞《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精神，要去信該教師所屬中學和教育局投訴，而所屬中學校方則強調老師意見不代表學校立場。似乎事情本身又成了另一則負面消息。

「港澳辦」要「做多一點工夫」，「不要只報負面的消息」，是很明確的干預新聞自由的呼籲，違反香港的核心價值，惹來非議是很正常的事了。

不少人都應相信，國民教育不應是愛國意識的硬灌輸，而應是透過獨立思考分辨事物的正誤，從而產生一種關愛之情。不會有一個地方，甚麼政策或社會現象都是正確或毫無非議之處，都符合每一國民的利益。遇到爭議，消息的流通、討論，政策的改正、落實，社會現象的撥亂反正，這些都是必要的程序。「負面」之所由誕生，就是政策仍有不足，給人看到不合理的一面。正確認識負面，從而修正彌補，是任何當政者不應逃避的責任。

香港是不是有報章專報負面而故意忽視正面的？我想不大可能，因傳媒都要面對市場。如果真的是國泰民安，蓄意的（負面）抹黑報道被人洞悉拆穿，便會惹人反感，媒體能否繼續生存便成疑問。所以要關注的主要是政策或社會現象是否仍有不足之處，用甚麼手法報道其實只是次要問題。

印證於近代歷史，很多事例就是正面報道太多，負面報道太少，而令國家陷於困境。比如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在傳媒機構還是牢牢操控於國家管治者的時候，散發出來的消息都很正面的，但對國家發展帶來怎樣的禍害，歷史已很清晰地告訴了民眾。至於多次的反右、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政治風波過去，伴隨而來的往往是無數寃假錯案的平反，可見某一特定時空的負面，過了一些時日便變回正面了。

香港六七年也發生過反英抗暴，如果當時的傳媒就像現今國內般有較大的規管，用輿論引導群眾，香港歷史的發展也會和現今的不一樣。所以對「負面」不應是逃避，是要適當地認知和批判，當然某些情況更應珍惜，因為它代表某一些群體對現況還有不滿。

現在香港的教育要講「通識」，通識應是建基於對事件正確的分析和掌握，透過獨立思考、多角度去研判其正面和負面，找出一個接近正理的認知，更重要的是發掘改良現象的共識。如果像該老師說「香港媒體比較喜歡發放負面消息，國民意識會慢慢減弱」，反面來說，國民意識只要透過「發放」「正面」消息來加強，而非認清事物的本象，這種國民意識是沒有根基的，極端的發展甚至會為民眾帶來不利。

最近民主派元老司徒華病逝。司徒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備受爭議人物。打從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並堅持營運「支聯會」、策動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活動等等，從某些管治者的角度看是很反動的。但香港媒體卻又很認真、很全面地報道司徒先生的生平，對他的政治活動和貢獻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報章大幅報道，從維持穩定的要求看，應是很「負面」了。是否應該「做多一點工夫」、「不要只報負面的消息」，就像看待一個尋常癌病老人離世一般？這是不是香港人喜歡的傳媒報道方式？是不是理想的國民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