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人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其中一首：
「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這首詩的第一句其實很有誤導性。說「喜」，應是不止一次，而且是常常了，但陶潛詠荊軻其實只有一次（詩名是《詠荊軻》）。六朝詩人而詠荊軻的多有，例如王粲、左思、阮瑀等的《詠史》都有詠荊軻，能不能說「王粲（左思、阮瑀）詩喜說荊軻」呢？
其次，陶潛曾經詠荊軻（雖然只有一次），卻往往給人以無限的推想。例如劉履《選詩補注》說：「此靖節憤宋武弒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荊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蔣薰評《陶淵明詩集》說：「摹寫荊軻出燕入秦，悲壯淋漓。知尋陽之隱，未嘗無意奇功，奈不逢會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說：「抑公嘗報誅劉裕之志，而荊軻事迹太險，不便明言以自擬也歟？」翁同龢說：「晉室既亡，自傷不能從死報仇，此《三良》、《荊軻》詩之所以作也。」（見姚培謙《陶謝詩集》卷四眉批）。
前人論詩多信口雌黃
這些論說，把詠荊軻拉到政治上的復仇，不僅是有豐富想像力，甚而跡近信口雌黃了。
自然，陶潛詠荊軻，再聯想到他也寫過像「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其八）、「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雜詩》其二）、「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三）這類的詩句，你可以理解到「陶潛不是渾身是靜穆」（魯迅語），或者就像朱熹《朱子語類》所說：「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語言出來？」說語言豪放，還可以，但總不能坐實他想從中表達任何政治思想。
其實，我甚至不覺得陶潛詠荊軻有何心境上獨特之處，只是普普通通一首詠史詩，把荊軻刺秦的事跡來個仔細敘述，兼表示個人看法。稍為激昂的調子不會沒有，但誰看到荊軻的歷史，不會激昂的？
當然，探討他詠荊軻的原因，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或者先看看陶潛詩歌詠過甚麼人物，再看看詠荊軻有何獨特意義。
陶詩詠古人事屬等閒
陶潛寫過一首《述酒》，當中詠過很多人物，也表達了一些政治看法：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豫章」兩句暗喻劉裕篡弒，晉恭帝幽於零陵之事。劉裕曾為豫章郡公，與「高門」（按指王室）抗衡。重華（舜）冢在零陵九疑，「重華固靈墳」，古《箋》謂言零陵王（按指恭帝）何在？但有靈墳耳。「平王」兩句，指晉室南遷，就像周平王遷都一樣，中原淪於胡人之手。「王子」兩句，托言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而整體則指晉室之亡。這幾句其實只將一段歷史重新鋪敘，很難說有在其中寄寓褒貶。「朱公」以下，則借陶朱公避世隱居言自處的態度，天之容儀本自永固，即使彭祖也不能相比。
陶潛評論過政治，本身也身體力行對政治本態，例如入宋以後改名為「潛」，《宋書．陶潛傳》也稱「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云甲子而已」，但這些只是道德情意的表述，不涉實際行動，像上文所引評論者指陶潛詠荊軻事牽扯行為意識的參與，可說風馬牛不相及。
陶潛詩詠過的人物很多，如果來個簡單分類，可以分作三種。其一是簡單的事實的敘述，沒有甚麼寄寓的，如「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釋一首》）、「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乞食一首》）、「恨不及周穆，托乘一來游」（《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三）和「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三）等，這類例子可以不論。
陶潛在思想上主張復古，對儒家與其典籍的教誨特別鍾情，所舉這類人物便多涉傾慕之情。特別是孔子，陶潛兩次稱為「先師」（《榮木一首》的「先師遺訓，余豈之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的「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也稱頌孔子（魯中叟）對整理舊經籍的貢獻（《飲酒其二十》的「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對孔子提倡的道德表示崇敬（《勸農一首》的「孔耽道德，樊須是鄙」）。
其餘對儒家所推崇的經典人物都敬禮稱頌，如「尚想孔伋（按即子思），庶其企而」（《命子一首》）、「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神釋一首》）、「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贈羊長史一首》）、「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和「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同上）等。
陶詩對志節高尚者頂禮敬拜
第三類則是志節高尚，不為世俗所拘束，也甘願貧賤，守禮崇信的人，如「冀缺携儷，沮溺結耦」（《勸農一首》，「沮溺」指長沮、桀溺）、「董樂琴書，田園弗履」（《勸農一首》，「董」指董仲舒）、「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鍾期指鍾子期）、「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連雨獨飲一首》，「松」是赤松子、「喬」是王子喬）、「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旱稻一首》）、「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飲酒》其一，「邵生」指邵平）、「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飲酒》其二，「夷叔」指伯夷、叔齊）、「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飲酒》其十一，「顏生」指顏淵、「榮公」指榮啟期）、「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飲酒》其十二，「長公」指張摯）、「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同上，「仲理」指楊倫）、「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飲酒》其十四，「班荊」指布荊）、「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飲酒》其十六，「孟公」指陳遵）、「聞有田子春，節義為時雄」（《擬古九首》其二，「田子春」指田疇）、「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擬古九首》其八））、「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詠貧士七首》其三，「榮叟」即前之榮公、「原生」指原憲、「重華」指舜）、「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詠貧士七首》其四）、「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詠貧士七首》其五，「阮公」何人無考）、「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詠貧士七首》其六，「仲蔚」指張仲蔚）、「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同上）、
「昔有王子廉，彈冠佐名州」（《詠貧士七首》其七）和「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聯句》）等。
這些就是陶潛所指述的人，當中即使加多荊軻一名，簡簡單單的頌讚和惋惜，也未足以說明就因此別具懷抱。
當然對荊軻命運的同情，就表示對秦暴政的否定，或對秦朝毁滅文獻加以鞭撻，這是可以理解的。陶潛說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可是他心愛的經籍，就在秦朝經歷劫難：「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飲酒》其二十）。他多次頌揚他所堅持卻是秦所毁棄的道，如「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朝與仁義生，死後復何求」（《詠貧士七首》其四）、「貧賤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七首》其五）和「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其二）。總之，他所追慕的，是要比暴秦更悠遠更純樸的夏商周：「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陶潛寫過很傳頌的《桃花源記》，大家都知其所謳歌的是一片避秦而存活的樂土。他曾寫過一首《詠三良》，是對秦朝穆公時代把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和鍼虎三人殉葬這些野蠻行為給予深切的指責。從這些取態來看，他對荊軻刺秦失敗，因而對「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寄以深長的慨嘆，便可說其來有自了。
這些都是很率直的感情的抒述，而不需要對有甚麼寄寓加以揣摩的。詠荊軻，不也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