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長安，唐朝的都城，也是多少文化人一生魂牽夢縈的意識情結。文學家在不同的時間的創作中，有時有些剎那的體會，不期然流露了對長安的憶念，也就是對個人遭際的感觸。
但文化人，尤其是詩人，很多時卻被聯想到鄙棄功名利祿的。
說鄙棄功名利祿的大詩人，大家或許第一個會想起李白。的確，如果在李白的詩集中找這種人生態度的例句，應該找到很多，特別是讀了其中一首《鳴皋歌送岑徵君》：
「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躠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卻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這是詩歌的後半部份。巢由是誰？據《史記．伯夷列傳》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
「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巢父和許由兩個人物，是鄙棄功名利祿的代表了。《高士傳》的記載，許由為避堯讓天下，不止隱居箕山，甚至連聽到堯的呼召也要洗耳逃避。巢父更誇張，他怪責許由不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之處，洗耳徒污河水，因此要把牛拉到上流放牧，以保清節。
李白絕對認同巢由的價值觀，因而假設巢由若被名利所困，無異夔龍在風塵之中被羈纏了。
或者說巢由不過是傳說中的人物，夔龍不過是幻想中的瑞獸，說得認真，也是故作放曠而已。哪申包胥和魯仲連是實在的人物，象徵意義便不同了。申包胥是楚國人，《左傳》定公四年載：
「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魯仲連是齊國高士，事蹟記載在《戰國策．趙策》中，最重要的一節是替平原君遊說魏將辛垣衍不要助秦為虐。
這兩個人物，一個乞秦師救本國，一個替人排難解紛，所做的都是很正義的事情，但卻被李白「定性」為「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卻秦」，明顯是不值二人所為。李白甚至坦然說「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很顯然指二人是故意扭曲個人節操去沽名釣譽的人。
看到李白相類似詩句，我們不得不為李白的清高而喝采了。這首《鳴皋歌送岑徵君》，被詹锳的《李白詩文繫年》定為四十五歲時的作品。可是如果把時間推前不過十一年，看看即李白三十四歲時所寫的《與韓荊州書》，對李白的印象可有一百度的急轉彎。
面對一個被視為「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朝廷大官韓朝宗，欲求出仕的李白先自我報上來歷：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義氣。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這明顯是一張很好的履歷表。但更肉麻的是對未來可能「老細」的歌頌：
「君侯制作侔一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有甚麼令李白說得這麼心癢癢的？原來：
「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明白了，李白有求於人，即使名滿天下的大詩人，也有卑躬屈折的時候。但出奇的是，韓朝宗何人，名譽好得過古人申包胥和魯仲連嗎？可是筆下的評價卻有這樣的分別。此無他，「有奶便是娘」，筆端品藻有時和現實人生會是有差距的。但我們也不用深責李白，因為封建的君權社會，官僚操控了一切權位的升遷，完全不吹捧拍托，命運會是很悲慘的。
李白晚年還做了一件蠢事，就是投靠作反的永王璘。有人做了很多手段為李白掩飾，我看是不必的，只要看看李白《永王東巡歌》的志得意滿，也看看早年《與韓荊州書》的卑躬屈膝，說李白以為自己行了晚運，遇到一個一生渴望的求仕良機，也未必沒有道理。（詳細資料可參看拙作《文學家會不會政治歸錯邊？》，載《你不可不知的中國文化40問》）
或許作詩的智商極高，但卻不代表行為或對世情的判斷能力的智商高，特別是為官的情意結時常纏繞一個人的思緒，在某一個時候一些跡近獻媚的口吻無法自我抑制流露出來。詩仙李白有這樣的經歷，詩聖杜甫也有。
杜甫較李白幸運，他的「面聖」的機會較李白多，這些經歷使他在不同時期中的詩歌中說出，當作個人的「履歷」。例如他在晚年流寓四川時寫的《秋興八首》，其中有句是「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這種近距離接觸聖上的經驗是甚麼時期的事情不重要，但無疑這個際遇是深種在詩人的腦海中，時刻拿出來懷念的。能夠考出時間的是《述懷》所說的「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這是在安史亂後杜甫陷賊中獲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求見肅宗的記錄。
但見到皇帝，卻不代表皇帝見到你，或皇帝雖見到你而珍惜你。杜甫渴望得到人君恩寵，有時出之以盲目的吹捧，例如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把當時管治社會並不很稱職的人君比喻做堯舜，把管治人民的成效說成移風易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當然杜甫所自恃的是個人的才幹（可能只是文學之才），在他還是四十壯盛之齡，當時困守於長安之中，杜甫把握一次朝廷進行郊廟之禮的機遇，向當時的皇帝進獻了著名的《三大禮賦》。
《三大禮賦》指《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他在《進三大禮賦表》中清楚說明他獻賦的動機：
「竊慕堯翁擊壞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
他雖自言文章「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但「漱吮甘液，遊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和他「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的狼狽畢竟有些差距。當然他所寄望的是「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冀能得到聖主青睞，給予一官半職。三篇賦的內容無須引述了，不外乎一些鋪張揚厲之文，逞才顯博之術而已，和他的詩歌飽含個人的辛酸與及對世情的深切詠歎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些舉措有沒有效用？有的。杜甫的文章獻到皇帝眼前，皇帝亦用心品鑑，相信也深受感動。感動後是要給予回報的，回報的實質是給予一個京兆府兵曹參軍的小職，工作內容只不過是看管軍器倉之類的職務，這和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開價是有差距的。
一個前後困守長安十年，連個人生計和尊嚴都不能顧及的小人物，在某一個機會把自己稍為屈折一下，沒有人會給予太嚴苛的譴責。但這明明是一種「干謁」的行為，可是杜甫在他的名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卻分明說他「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他的內心矛盾也不止此，例如他自言「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又把皇帝吹捧成聖君：「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但「聖君」「賢臣」，卻終不能相惜，因而令他的個人遭際「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覺得奇怪嗎？李白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躠於風塵」，杜甫說「終愧巢與由」，無論屈節與否，都用巢由來做評鑑的標準。可是有時是說得出卻做不到，欺騙到別人卻欺騙不到自己；有時是坦白招認自己做不到了，這都有其辛酸之處。
生活在君權時代，實在太多像螻蟻般的微不足道的事情，當事人覺得認真，旁觀者卻等閒視之。配合有血肉的生涯是令人惋惜的，所以有時只能寄望撇除了人的因素，只活在理想化的詩歌世界中，哪人的精神文明或許會崇高一些，思想感染或會真切些，縱使壓根兒是大家在欺騙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