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古代文學家的兒子是不是很慘?

沒做過詳細的資料調查(也沒法做),但直覺應該是的,比起尋常人家的兒子來說,尤其在古代。

舉幾個現成的例子。晉代大詩人陶淵明的兒子(沒提過有女兒)應是很慘的,他們的父親也曾清楚說明。陶淵明在50歲時患過一場大病,覺得自己大限將盡,寫了一篇《與子儼等疏》告誡兒子:「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兒子連柴水之勞也無可免,對一個知識分子兼有著名家族淵源的人來說,應是很不幸的。

陶淵明本不應弄得如斯境況的,但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的故事卻耳熟能詳。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指「五斗米」的俸祿,在晉朝來說,是以日薪計算,算是很優厚的。(《五斗米:微薄的薪俸?》,載《咬文嚼字》20001月號)所以「不為五斗米」而辭官,應是很大的損失,也是辭官的話可以說得很鏗鏘的原因。就正如現在的職場,你拿月薪12,000元,做得不愜意,大大聲說不做了,要「炒老闆魷魚」,沒有人會覺得可惜。但如果12,000元是日薪,哪情況就有些複雜了。

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兒子也慘,但不是日子辛勞,而是夭折。杜甫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過這件事:「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這是詩人在唐玄宗天寶14載(公元755年)11月寫的作品。那年安祿山在范陽叛變,杜甫的家人留在奉先,他離開官任,在戰亂中回家省視的時候遇到這事。雖云戰亂時期有一些悲劇發生,無可避免,但作為有極大政治理想(「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的詩人來說,連自己幼兒的生命也不能保障,應是很慘的一件事。

清代大小說家曹雪芹也經歷喪子之痛。他兒子死時有多大,應無法考證了。死因?也應是貧病交煎吧。曹雪芹一生事蹟難考,但大半生生活困苦(物質上)卻很易考。他的朋友敦誠有一首《寄懷曹雪芹霑》,說他「君又無乃將軍(按指曹操後人曹霸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贈曹雪芹》也說他「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只過著「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日子。父親這樣,兒子會遭遇甚麼,不難想像了。

或者說,做父母也有稱職不稱職的分別。尤其在古代,人命比較賤,兒子天生天養,死了便當生少個吧了。但上述的三位,既不是無情父親,也不是怪獸家長,兒子生活困,甚至是死亡,對他們的打擊,或最少是內心鬱結,應是溢於言表的。陶淵明對兒子生活的勞苦,不止感銘於心,有時更加自責:「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遺憾沒有像二仲般的鄰居,家裡沒有像老萊子的妻子。胸懷這樣的苦心,自己感到很慚愧。)(《與子儼等疏》)

杜甫也有相同表述。「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已充份寫出個人責任。兒子死亡,他最初的感受是「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接著又是深長的自責:「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曹雪芹更是以命抵償。據考證曹大約死於40歲,是兒子死亡的後一至兩年,應是對兒子亡故傷心欲絕,加上貧窮疾病,因而奪去還是壯年的生命,留下一本未完成的鉅著抑鬱以終。

其實他們不至於這樣的。陶淵明本來很易解決生計,而且也放下心理包袱,見用於小邑。但他不肯屈服於小吏的權勢,用個人自尊來換取養生的酬勞。用他自己的說話是:「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見《歸去來辭》)杜甫呢?他也是個耿介之人,他的自傳式的詩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一個恥事干謁的人,生命遭逢逆旅,應是很顯然的事。

曹雪芹天資聰穎,也是名門後代,按理說也不至於弄得這麼窮困。最少喜愛他作品的永忠也想不通:「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但事情有因就有果,看看曹雪芹的友人寫他的賦性,例如敦敏說他「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題芹圃畫石》)、敦誠的《贈曹雪芹》將他比喻做阮籍:「步兵白眼向人斜」,就知才華禀賦有時不是營生的技倆,相反更是令人生遭際變得困苦的宿命。

一生飽受政治上的欺,半世過著流離顛日子的蘇軾,在《石蒼舒醉墨堂》一詩中有「人生識字憂患始」的慨嘆。不會吧,識字應是很值得高興的事,和憂患應很難扯上關係。但細想,「識字」開始,自然會探求知識;知識使人啟混沌,通達正直的人,更因知識而建構個人理想和價值觀,對事情有所為有所不為,和濁世只追求個人名利,不計是否違背個人操守有所分別。所以,除非像《楚辭.漁父》中漁父譏笑屈原:「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世人都混濁不清,為何不也順勢翻搞汙泥,推波助瀾?既然大家都喝醉,為何不乾脆吃吃酒渣,喝喝薄酒而裝醉?)不這樣,那就一世貧寒,最後自身不保,連兒子也無法提供足夠保護,不也都是很合常理,且會常常發生的邏輯推理嗎?

幸而屈原沒有兒子,否則結局不知又會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