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2010

內地工廠富士康接連發生自殺事件，以本文執筆之時計，已有十二次跳樓自殺及一次割脈企圖自殺個案。事件引發這間被稱為「血汗工廠」成為新聞專題訪問的對象。

據報道，這間工廠的管理方式極為高壓，管理層和工人缺溝通，管理者只管上班強度安排，從不關心員工生活。一般管理人員都很兇。廠內等級分明，員工犯錯往往被罵，而且工作沒有人性化，同一工作單位做了三四個月，員工也許互不相識，因為上班時要帶口罩。

在一個「搵食艱難」的地方，在工作生涯上有不如意之處只有啞忍，忍不到便只有輕生了。

把香港學校比喻為富士康，在目前來說是一個很不著邊際的設想。但事實上，不少調查報告都指香港教師備受工作壓力，抑鬱、焦躁和瀕臨崩潰的個案與日俱增。過去幾年香港也出現過教師自殺的例子，新近一宗是某官校女教師在校園跳樓，據追踪報道指是和工作壓力有關的。

記得幾年前香港先後有兩位教師自殺，事件引來極大震撼。當時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在一次訪問中指教師自殺未必關乎教改，因為如果是，為何只有兩位自殺？這些被指為涼薄的說話在當時引來極大反響，或許也是導致後來羅下台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教育局長李國章為了平息業界憤慨，特別成立了一個教師工作壓力調查委員會，委員會報告指教師工作壓力主要來自學校不善的行政管理。因應報告的建議，當時也做了些相對應的措施，期望教師工作死結能得寬解。

幾年過去了，教師的工作壓力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從業者大概是所知甚詳的。伴隨著就學人數逐年減少，學校面臨縮班殺校壓力，教師工作也首當其衝。現在不少學校在夜間七、八時還開著校門苦幹的。

艱難的作業環境，造就了管理層的頤指氣使，一些不必要的工作要求，或一些不必要的刻薄話語，從前是做不出手、說不出口的，現在也許是習以為常了。看到《教協報》權益及投訴部所披露的真實個案，真質疑誰人賦予一所全部以公帑營運的學校的管理層有這樣大的權力。

過去教師自殺是社會一等大事，現在的受關注度是退減了。新近的教師自殺，似乎看不到有政策局的高官公開發表慰問或關注；對個別事件有沒有深入調查，找出避免再出現的方法，我不知道，但像過往般高調成立甚麼委員會跟進，縱使只是做台戲敷衍一下，也不要指望了。

「校本」其實不應是權力無限膨脹的藉口。政策局如果只做政策，而不監管運作，香港學校愈來愈似「富士康」，或許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