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學目標重思考非灌輸

30/8/2013

新高中設立通識教育科,四個必修科之一,在學制設計上有其獨特的構思。此科只有課程綱目,沒有特定的教學材料,學習的重點是透過相關題材之資料搜集,培育學生獨立分析事物的能力,形成一種植根香港背靠祖國面向全球的價值判斷能力。

課程考了兩次公開試,終於面對質疑。

據新成立的「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對本科的「政治化」產生疑慮。疑慮的重點包括:有些通識科老師有政治立場,經常以實驗為藉口,要求學生上街示威。此外,擔心部份老師對政治議題有清晰取向,令學生在高壓情況下學習,學生被迫「睇老師面色」,為爭取高分而附和老師政治立場。

補救以上缺點,建議的做法是:防止此科被「政治、政團、政黨」利用,應改為選修科;又不應設必答題,避免影響學生價值觀,被利用作洗腦手段。公開試中的評卷老師,應公開其政治背景,如不,也要公開委任他們的人的身份,提高透明度。

以上的質疑,如果成立,就只當通識科是一科普通資料灌輸的學科,而非像課程要求所指明要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學科了。

反對者很害怕科目「政治化」,自然是要求以「去政治化」為目標。但生活在香港的教師與學生,要在學習生活中完全「去政治化」,也不是可完成的任務。訓練一個學生的獨立思維,不是要「去政治化」,反過來說愈「政治化」愈有利,因為愈「政治化」,愈能和學生的生活背景切合,愈能激化思想和價值判斷。

當然疑慮者擔心課程設計操控在教師手中,利用偏頗的教材,去達成某種意識形態的灌輸,久而久之,影響學生的價值取向,容易被利用作為反政府反現實的工具。這些疑慮,可以成立,但大前提是活在封閉的社會中,學生接受資訊的能力和機遇受局限,因而容易產生一元化的思想趨向,更嚴重是被洗腦,成為某種政治或社會鬥爭的工具。

但在香港,一個資訊極端開放和透明的社會,這些疑慮基本上是過慮的。比如反對者提出學科中提及「佔中」和「拉布」的例子,擔心如果教師蓄意誤導學生,容易令學生傾向認同這兩項政治活動,對社會的穩定發展不利。同理,帶同學生參加集會遊行,也令學生認同這種方式的抗爭行為的正面價值。

但認為學生只能單一方向接受教師的指引和判斷,很大程度輕視了學生的分析能力。在「佔中」和「拉布」的議題中,學生為何不能反對這兩項活動?只要有充足的資料提供,適當的學習輔導,學生完全有能力提出對事件質疑的態度。就正如一場辯論會,學生可以是正方,也可以是反方,只要理據充份,就能說服對方認同自己觀點。像「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的疑慮,哪中學便不應再舉行辯論比賽了,因為學生只能找到單一方面的討論材料。

同理,學生被教師邀請參加集會遊行,可以認同這一活動,但同時也可在參加過程中深化對活動的認識,最後得出反對的結論。

一個社會最忌憚單一方向的思考訓練。怕學生思想不純正,受別人鼓動,於是讓他們不去接觸相關教材,這樣就能讓孩子生活在溫室之中,但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對事物的判斷能力。

中國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衛兵,就是接受單一思想取向、兼生活在一封閉的社會中,形成一種激進的思想形態,做出了很多對社會發展不利的事情。事實上,經過若干年,年少時做過紅衛兵,很大部份都批判個人當初的激進行為,了解到封閉的社會對人的思想的為害。

香港學生完全有能力在正反資料的羅列分析中找出個人對事件的看法,比較斬腳趾避沙蟲般的學習模式有利。

有政治取向的人能夠成為理想的通識科教師嗎?這問題就正如問一個本身是利物浦球迷的球證能否主吹一場利物浦的賽事一樣。在場外是球迷,但在場中是球證,有專業道德的人不會混淆兩個身份。同樣教師亦然,要是沒有職業道德,更為害的事也做得出,不只徒在於本身並不容易成功的洗腦教育。

日期: | 作者: 鄭楚雄 香港教育 中國文化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