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劫的教育意義

27/5/2008         

三、四十歲的香港人,似乎都切身「經歷」了近代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兩次地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今年5月12四川汶川大地震。兩次的「經歷」是不同的。今天的四川大地震,在傳媒認真兢業的採訪和資訊高度流通的情況下,給人一種如置身現場的體會。而唐山大地震——發生於政治封閉的那個年代——則有賴錢鋼先生寫了《唐山大地震》一書,用文學的筆觸作詳細的報告,書的序文《我和的唐山》被選作中學會考課文,涉足過中學教育的人士大概對事件也不會陌生。

兩次地震所顯現的社會背景是不同的。唐山的災難,當時外界所知的訊息是模糊的。二十四萬死難者的數字,也曾引起過一些質疑。沒有外界的救援,沒有災情實況的真確顯影,有的只是消息的封鎖,國民知情權的剝奪,再加幾分迷信的色彩。相比於今天四川地震的報道,國情無疑有著極大的進步。

民胞物與、憂戚相關 

災劫自然是有教育意義的,首先彰顯的是一種民胞物與、憂戚相關的家國情懷。災難發生,國家領導人趕赴現場,指揮救災工作。和過去鎖國政策不同,現在社會較開放了,接受國際物資救援,也容許西方傳媒到現場採訪。在大地震發生了一星期後,中央政府宣佈全國哀悼三天,國內及駐外機構下半旗致哀——是新中國建政以來首次在全國範圍為死難平民下半旗。在災難發生的下午2時28分,有些地方車船鳴笛、警報鳴響,傳遞中的奧運聖火也暫停了。有網站發起網絡大公祭,設立「汶川地震紀念館」,這些都是以民為本的舉措,在政治現代仍有待發展的土地上,算是具有相當的人性化了。

從電視新聞片看到各地民眾對殉難同胞的深情哀悼,多少給人一些「苟利國家生死以」的激動。血和淚和廣漠上的頹垣,一幕幕畫面引來迴響,國民教育的精粹,較「硬銷」的宣傳來得充實和有意義。

承擔和企盼 

其次是啟發了承擔的精神。這次遍及國內外華人社會的哀悼是自發性的。在香港,政府高層帶頭致哀,公營機構、聯交所、學校等也一同紀念,事發的時間也有默哀儀式。香港各界也發起了善款募捐活動,在本文執筆之時,所籌集的善款已超過十億,加上國內的救援,對災區重建及對傷患者的救援起著相當作用。5月19日晚上新聞報道,重災區都江堰的聚源中學宣佈復課。原本千多人的師生只餘百多人,倖存的學生都表示要好好珍惜生命,努力學習以報答老師;免於難的老師也歉疚沒能來得及保護同學。這些都是一種承擔精神的最佳體現。

當然還有對未來改善的企盼。災難現場樓宇倒塌,埋怨「豆腐渣」工程是有的,也有抱怨官員預警地震未能盡善,但似乎團結國民共抗患難的呼聲還是更顯著的。今年中國舉辦奧運,聖火的傳遞在海外雖曾引起喧鬧,但基本上在國土上傳遞卻能帶出了團結國民、共創機遇的正面訊息。地震發生,距離奧運開始不足百天,悲喜交集的同時,更能鼓舞民族性格的堅韌性。

錢鋼《我和我的唐山》的一句話:「生活已經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給了他」,這是一種災難後重張旗鼓的呼籲。災劫是充滿實質意義的生活教材——儘管沒有人希望引發種種教育意義的事件會再一次到來。 

日期: | 作者: 鄭楚雄 香港教育 中國文化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