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2009 

教育近事兩則，又給人們機會再質詢校長的權責問題。

去年因非禮女教師被判監的某小學校長，又涉嫌捲入一宗詐騙案件，把學校工程判給其弟所開設的公司。

又一宗是，一名男教師涉嫌非禮校內一名女生，被校方解僱。該教師順利往另一所中學任教，後因涉事教師入稟勞資審裁處向前僱主追討欠薪，令之前的非禮案曝光。

前一案件，牽涉外判工程合約審批，是權的問題；後一案件，是校長應如何聘任適合老師，是責的問題。

校長權責受質疑，其實凸顯教育運作一個很嚴重問題：校長權力是否過大及有沒有適當制衡。

牽涉入詐騙案件，如果最後證明有罪，當然是濫用職權的刑事罪。但沒有提升至刑事罪行高度的濫用或不適當運用撥款，卻時有發生。自從教育改革推行以來，校方在校本運作的前提下，每年都有一筆為數頗鉅的金錢供調撥使用。這個學校工程判給誰，這項活動是否舉辦，校長有很大的甄選權。秉公處理的固然為數不少，但徇私枉法的也不能保證不會發生。

至於聘用教師，校長不用說更有全權。上述事件中的不適當聘用，其實很易避免，校長只要打一個電話，問問將聘教師前任校長，說明教師離職理由及對教師的評價，一切懷疑當可解決。但如果教師聘任，又牽涉徇私或人際間的請託說項，校長不審核教師往績，出事機會便會存在。事件給弄到公眾知曉已屬少數，但不適當的聘任，帶來教育質素的損耗或對學生的危害，嚴重性不可說不大。

校長過去很多時有土皇帝的別稱，這是說在制度的空隙中，喜歡弄權的校長有絕對大的權力，凡事可以頤指氣使。不適當的行政運作，一定牽涉教師，知悉內情者肯定為數不少，但面對在教師聘任或工作分配上有絕對操控權的校長，大多數教師都會選擇視而不見、啞忍而非抗衡一途。

理論上，校長要對校董會負責，校監也有監察校長的責任。在現存的學校結構中，辦學團體以至校董會，實際參與校政者不多，權力大多下放學校管理層執行。有的校董涉足教育，名大於實，根本不懂、也無心校政，對學校發展不聞不問，校長權力因而坐大。

官津學校運作，資源一分一毫都是公帑，運用時的權責分明是最簡單的要求。教育當局對某些反其道而行的行政紕漏所知甚詳，在一九九一年公佈的《學校管理新措施》，曾質疑「由於規定過於籠統，因此很難斷言校董會是否有效地運作，抑或只是形式上存在」、建議「委派一名資深教師負責司庫職務」、「編製校長手冊，說明校長所擔當的角色和責任」。

近年通過執行的《校本條例》，更明確說明了對辦學團體、校董的要求。法團校董會要肩負法律責任，對校長的聘任與監察，透度也提升不少，可以說是校政民主化一些最起碼的對症下藥措施。可惜《條例》在天主教會強力反對下，至今仍有不少學校拒不執行，學校行政一定程度仍活演於黑箱之中。

對教育改革還抱有最基本期望的人，或許會同意，限制校長運用資源、聘任與晉升教師的權力，使之納入適當的監管，權力與責任之間有適當的平衡，和教育質素的改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土皇帝，如有，是教育發展的絆腳石，去公平、公開及開放透明之途是很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