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2015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世，他對新加坡的貢獻自然成為討論的熱話題。李光耀其中一項政績，就是把新加坡帶上雙語之路。

「雙語之路」的說法其實並不盡準確，實際應是英文為主華語為輔的語文政策。這個政策當然有它的發展過程。英文為工作語文是1965年8月9日建國的第一項重要決定；而推出英文和華文均為第一語文水平的特選學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距離建國是14年之後的事。直到1979年《吳慶瑞報告書》發表，才確立以英文為主，華語為輔的雙語比重。1987年統一語文源流，全國學校（除特選學校）均以英文為第一語文，華文為第二語文。

新加坡用英語有其政治背景

    這是一個建立英語作為國家主要語文的摸索、發展過程。要做這樣的決定，當然有其政治原因。李光耀自己說，他的立國，必須為這國家200萬人民的安全和生計負責。怎樣讓人民吃飽飯，過好日子，是他作為當家人最傷腦筋的事。國家的語文政策，當然也必須配合解決吃飯問題來制定。

如果說這項語文政策成功，它凸顯了兩個方面：其一、選擇了一種有利國家發展的語文，縱使這個國家存在於亞洲地區、國家的人民大多數具華人血統。其二，英語不只是一種教學語言，而是規定成為一種工作語言、生活語言，在公眾地方說其他方言是被禁止的。

舉國說英語，和先進的英語世界接軌，是被視為新加坡經濟蓬勃發展的其中一個原因。

香港教育也長期受教學語言所困擾。如果新加坡引進英文這種經驗有利一個地區或國家發展，那這個過程是否就可被香港引為借鑑？但這問題的答案應是否定的。一個原因當然是：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香港不是。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聯邦，建國路途蓽路藍縷，立國方式包括選擇國家語言有較大的寬容度，但香港即使曾被英國統治，但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份。

香港發展背景不同新加坡

    英國管治香港初期，英語地位相對於華語，也有一定的凌駕性。自1841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一貫做法是：法律文件只有以英文書寫的方具法律效力；到郵局寄包裹往內地，要以英文填寫表格；到市政局預約足球場，英文申請會獲優先處理；醫院的資訊單張大多以英文為主，甚至市民投訴政府也要寫信到英文報章才獲受理。

直至1966及67年接連發生暴動，對華人重視不足，是導致社會不安的原因之一，才逐漸被當權者醒覺。

法定中文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政治運動。運動迫令政府在1970年成立委員會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的可能性。直至1974年，政府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

這是一個撥亂反正的過程。試想像，英國政府若一意孤行禁制中文，相信能否有效管治也很成問題。

由於殖民地因素，教學語言從來都是教育範圍中一項很具爭議的政策。殖民地時代「英文中學」的設立沒有受質疑，教學語言採用英文很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自特區成立後，也曾嘗試去闖教學語言這個禁區。董建華治下的第一屆特區政府，曾著力推行母語教學政策。當時的教育署發表《中學教學語言強力指引》，希望學校逐漸轉為母語施教。這個政策不受學界歡迎，因而被修正為容許114間中學採用英語施教，其他則要用母語。到了2005年《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報告》提出中英文學校的「上落車機制」，仍無法說服學界執行。最後是2008年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表面上模糊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界線，而以學生能否接受英語教學作為教學語言上的分流。

英語無法成香港的生活語言

    香港教學語言的爭議，和新加坡引進英文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兩者的主要不同是在於教學語言和工作語言（生活語言）的分別之上。香港的英文中學，即使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但卻無法令英文成為學校（不用說家庭了）的生活語言。學生在不同科目用英文學習，閱覽的是英文教材，繳交的是英文書寫的功課，考試也以英文進行。但脫離了這個操作，卻是另一回事。同學之間到了小息午膳，即使討論學科的相關課題，卻會用回母語。學校生活中除課堂以外，都以母語交談。到小食部買一份早餐會用英語嗎？和學校的老師、工友交流會用英語嗎？不用說回到家中和家人談天，也都不會是學校某些科目之中所特定的教學語言。

這種學和用的不同，造成了語言混雜的現象，不單對學習效益有影響，就是對學童思考的發展也帶來窒礙。在香港，真正能處理好教學語言的單純性的只有國際學校，但學童如果生長在一個華語的家庭，也未能確保其生活語言會和學校的教學語言一致。

如果新加坡的語言（也不單止是教學語言了）政策是成功了，對香港的主要啟示，並不是應該照搬英語作為教學語言，而是一定要把教學語言和生活語言（工作語言）結合，才能製造一個語言單純的環境，那這個地方才有發展的機會。

學外語要結合生活才能成功

    香港學生表面上是因應學校採用英文教學而有略懂英文的保證，但卻不能確保英文水平的超卓。和新加坡國民比，香港學生在英語的讀寫能力上或許未必遜色，但講聽水平一定遠遠落後。然而單純懂讀懂寫，很難應付工作的需求。但採用語言混雜的教學模式，對學童整全的發展——包括抽象思維能力、推理、論辯能力、創新思維能力等——也一定有影響。

香港人有比新加坡人明確清晰的華人背景，有清楚的說粵語的族群，有和中國不可分割的政治、歷史、文化聯繫的因素，當然無法像新加坡般逐步把英文發展成為第一學習語言。所以新加坡雙語之路（其實是英語佔絕對比重），香港不可學。但真正要學的，卻是把一種單一語言發展為法定語言，是不單學習，還包括生活上、工作上的語言，這樣才能發揮國民的特點，發展出不同範疇的能力。在香港，這種語言不是沒有，但只有中文（說的是粵語，寫的是規範中文）有它的特有的優勢。英文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必須語言，也是作為金融中心主要的應用語言，哪要有系統地培訓相當數量的英語人才，應付社會的需求，而不是胡亂地以英文在中學的教學中佔多少比重來作分界，也不應拿本身沒有英語學習潛質、學成以後也沒有應用英語的誘因的一大群人，來作為雙語學習重負的犧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