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0/2008   

有人說遍查《基本法》都沒有「行政主導」的字眼，因而香港是否應用「行政主導」這種體制，頗成疑問。這是支持立法會提升議政以至施政職能者的一種看法，是否正確，且不去爭論。但香港的教育施政，卻無疑是百分百的行政主導。

香港立法會有一教育界功能議席，說實在的還不過是一種選舉的方式，影響教育施政的職能不宜有過份的遐想。翻查《基本法》，立法會的職能是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聽取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等等，這些都是非常實務的工作。一個專業，想透過議會影響對該界別施政，非常不設實際。

整體利益應凌駕小群利益 

事實也不應該如此。社會是一大群體，整體利益無疑應該凌駕小群體利益之上。舉個較實在例子。有教育議席的參選者，在競選宣傳中提出了一些綱領，其中有細碎到爭取津校教師得到公務員福利、局限教師每天上課節數為四節等。這些建議，若代表某一些人的真實想法，那由一些教團或意見代表向決策局提交便可以了，如要「帶入議會」，不單份所非宜，抑且（議題）立錐無地。難道要召開議事專題詳細討論；或提交私人法案，以供辯論表決嗎？何況，立法會成員多屬政商鉅子，專業大忙人，怎會有餘暇斤斤計較教師每日節數上限應為多少？

教育界代表（關於教育的）具體功能，是對財政預算案有關教育撥款的辯論中，提供專業意見，或政府提交立法會辯論和通過的牽涉教育的法案（如過去的《校本條例》），明確代表業界意向投票，……如此而已。

教育施政不善，希望當局改良，要倚仗的是專業工會的抗爭，其次是輿論的監督。

專業抗爭、輿論監督

過去，教協曾發起多次群眾活動，有反基準試、反縮班殺校、反教師工作不斷增壓等，面對這些抗爭，教育決策當局怕不怕？當然是怕的，因抗爭活動表達某些「民意」，活動規模愈大，代表民意反彈愈大。哪施政發佈前要加深思，施政發佈後要加檢視。君不見七十一人縮班殺校線早經確定，但新近教協建議「凍結」殺校政策，孫明揚局長也得表示「正研究修改方案」、「會繼續與教協商討」。

其次是輿論監察。筆者在此欄搖筆桿（其實是操鍵盤）多年，所論是否能被政策局「重視」，不得而知，但自信也能反映若干教育現況真象。早前一位年青女教師在校內自殺，過幾天某暢銷報章有一篇題為《教師頸上的絞索》的文章，指出大埔某知名小學教師日常「工作」：早上七時回校巡視學校所有樓層洗手間、午飯要充當保母陪學生用膳、下課要面對刁蠻家長投訴、暑假要帶領各種交流團出訪，甚至要自掏腰包購買來回機票。政府花費大量金錢聘請教學助理，協助普羅教師減輕工作壓力，但實際上卻只幫了「月入四萬、連中文輸入法也不懂的主任」處理文書工作。這些生活細節，或許不是教育大「施政」，但也算是學校小「施政」了。媒介反映得多，政策局理應正視，行政霸道的鋪演者或會知所忌憚。

「教育仍是行政主導」。不錯，但這「主導」的背後，隨著教育現象的劣化，教育行政的不公，教育資源的錯配，是否也應摻合些新思維和新動作，作多些實務上（甚或道義上）的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