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2017

一度被傳有機會成為下任教育局長的陳美齡女士，在傳媒發表不少對香港教育的看法。這些看法，很有見地是不用懷疑的。舉例來說，她在一份網媒中接受專訪，質疑為何升中學生要被標籤為不同等級（banding）。她指出美國心理學研究者認為將學生標籤會對學生帶來負面影響，扼殺他們得到更多資源、或是改變自己、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

就教學語言來說，她認為學校應該有空間去選擇哪種教學語言，學校要以學生的學習為先。她建議香港可將校網簡單化，增加同區的選擇，讓家長不必搬家來遷就校網。

她認為老師的角色應該轉型為知識學習的「推手」，成為一同找尋答案的求學夥伴，如大學教授般適當給出指引，引導學生自己發掘和解答問題。

她認為DSE給學生壓力太大，DSE彷彿變成十二年免費教育的一張成績單，考不好就浪費了十二年時間。她不主張為DSE操練。

她又主張愉快學習要從愉快收生開始，認為目前大學收生機制流於表面，宜開放更多升學途徑選擇。她建議學生除了公開試成績外，還需要寫文章闡述自己繼續升學的原因，附上發表過的論文及師長推薦信等，讓學校能用充分時間全面認識和了解學生。

她認為通識教育不能用課本教，更不可以打分，充其量只能用合格或不合格來評分。

陳女士高調發表各項對香港教育的看法，是作為「應徵」局長時的變相「面試」談話；抑或身為美國著名大學的教育博士，在香港教育面對諸種問題時給予專業意見；還是有感於香港社會、香港家長和香港學生面對各項不公，她以把三位兒子送進著名美國學府的過來人身份提出經驗，以供參考……等，我不知道。如果只是以一介「平民」身份抒述己見，任何人都應歡迎以至感謝。但如果看法被視為將來局長（不論是她還是其他人）的「施政」綱領，起著「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作用，則只有把香港的教育大局帶到一個危險境地。

香港教育發展多年，種種制度經過不斷嘗試、發展、改良等，如果還有不同方面的問題，正正反映出它牽涉了不同群體的利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狀況。如果認為看到了問題的癥結，而思以政策的改變來導之以正，可能就是另類混亂的禍根和起因，只有愈衍化出問題的複雜性。

比如說，學生的banding帶來標籤效應，希望盡力廢除，這只能是教育學教科書中所提出的理想。舉世學府都標籤，你又去除得幾多？事實上分band也帶來不少教學上的方便，對低band學生來說不損反益。香港有多少band 1學校以站穩banding來作為它的終身志業？香港有多少家長是以把子女送進band 1學校為教子目標？你如果設法去除它，就是去除了不少人的價值觀，帶來的心理動盪是少不了的。

同一理據，教學語言也是利益的爭奪。誰不知學子用自己熟練的語文學習最方便？但正因為英中的社會地位和學業成績好過中中，能夠吸引高質素學生就讀，施教比較有效率，學校尊嚴較有保障，所以辦學者竭力爭取，甚至成為教學成效的指標。你把它劃一處理，把學校生態與家長期望一時傾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公開考試的壓力，不管現時的DSE或過去的不同評核，為學生和家長帶來困擾，所說綿長。除非徹底扭轉東方人社會重視追逐學業成績的遺傳基因，抑或有能力說服特區政府把預算撥歸教育的50億經費（還只是參選政綱所提）全用來增加大學學額，否則公開試的競爭激烈狀況不易消弭。

至於大學如何收生，教師如何教學，通識科如何評分，更是相關學府或部門的專業決定，不是一兩個長官（如有）意志可以即時改變。太刻意求工，也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總之，教育烏托邦還有，只能存乎心中，不能寓於政策。教育精英的理念也應稍為「貼地」才好。至於教育的平均主義，先進國如美國尚且不能用此名目概括，何況彈丸得來功利滿盈而積重難返的香港，瞬間靠幾項「施政」可以救人於水火嗎？

教育局長只是一個官員，其職責是盡力平衡各方利益，在原有的制度上逐步改良，適合不同部門和人物的期望和需要。如處處以專家心態橫加指點，是拆毁制度的建設基礎。還好，陳美齡女士已宣佈不會競逐成為教育局長了。當然，她的意見很有見地和前瞻性，未來的局長也應認真思考，並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