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天主教區會就《校本條例》是否違反《基本法》，經過幾級法院的審理，最後由終審法院五位常任法官一致裁定敗訴。在法理上已沒有甚麼再可質疑之處，但法院判詞對釐清學校行政（政）和宗教使命（教）兩方面的關係卻很有啟示作用。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和常任法官李義認為，倘根據教區說法，有關《基本法》條文是保障教區過往辦學模式不變，政府便無法制定統一教學政策。在新政策下，宗教組織仍有權為學校訂立使命，校董會亦須執行，而辦學團體仍擁有法團校董會的大比數控制權。

終審法院指上訴庭認為《基本法》141條只是保障宗教組織可一如既往繼續辦學，終院認為其詮釋有誤。正確的解讀是：保障宗教組織可按以往慣例，行使宗教信仰及舉辦活動，政府無權禁止學校上宗教課或晨禱等宗教活動，但卻有權更改不干涉宗教自由的政策。

這很顯然就是把學校行政和宗教使命分別看待。宗教學校推行其相關宗教信仰，屬於學校使命範圍。《校本條例》明確要求辦學團體須「訂定學校的抱負和使命」（40AE1b），並「透過辦學團體校董而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40AE1c）。所有關於宗教方面的權責，其實已包含條例之中，並確保其運作暢順。終審法院所舉上宗教課和晨禱，只是學校有關宗教活動的兩個例子，其他有關活動也應按相同方法處理。

但關於學校行政問題、如何管理學校問題，便要用一個變遷的角度來考量。《校本條例》制訂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增加辦學透明度及有效運用公帑以提高教育質素，這其實可以遠溯1991年已有的一個源遠流長的規劃。這是學校行政與時並進的一種方式，根本不能用妨礙宗教辦學這種概念來加以禁制，這便是終審法院所判定政府「有權更改不干涉宗教自由的政策」的根據，目的是確保政府能「制定統一教學政策」。

這點概念的釐清很重要。宗教團體一直最擔心的「影響宗教理念的推行」根本不會存在。相反學校行政在適應時代發展而有合理的演進卻能提高教學質素。辦學團體能確保宗教辦學，這是權；學校行政能確保與時並進，這是責，兩者的分際還是很清晰的。所以有辦學團體埋怨「有責無權」，其實也應從權責的本質作思考的根據。例如由法團校董會而非由辦學團體委任校長，這是屬於學校行政的範疇，辦學團體有需要履行執行條例的責任。如果把委任校長（屬於學校行政的範疇）看作一種權，可以越過法團校董會執行，便違反了《校本條例》的精神。

宗教學校有堅持宗教辦學的權，同時有推動學校行政改革的責，這才是令「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依據。

一項糾纏六年的訴訟，當中浪費不少時間和金錢（訴訟費用），如果根本的立足點是建基於對辦學權責的誤判，因「教」和「政」的分際有所誤解，這歸根究柢是一件很可惜的事。